河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秘书长 孙达

当前，关于“新大众文艺”的讨论与研究方兴未艾。主流观点认为，“新大众文艺”的核心特征在于创作主体从专业精英向普通大众的转变；若从文艺生态的发展与构建而言，“新大众文艺”则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社会实践，它通过技术赋能促进全民创造性表达，进而形成的一种开放、包容的全新文艺生态。在这一实践过程中，不仅有普通大众的积极参与，更有专业精英群体基于文化自觉而发生的主动切入与转变。‌

一场音乐会，一次电视播出，能对文艺生态产生怎样的影响？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文联共同推出的“国潮交响”音乐会及其电视呈现，以其融合姿态作出了回答。它主动打破艺术门类与传播媒介的固有边界，将一场传统观念中的高雅艺术——交响音乐会，转化为一场立体生动的、面向更广泛大众的文艺创新实践。这场音乐会不只是单纯的交响乐舞台演出的电视转播，它以交响乐团的精湛演绎为基础，融合了电视专题片、晚会、访谈等多种艺术手段，为我们示范了高雅艺术借助现代媒介与创新理念，从形式到内核都切入“新大众文艺”的深刻转型。

一、多元融合形态，丰富音乐会的电视表达

这场“国潮交响”音乐会，首先是一次媒介融合的产物。它既保留了音乐现场的真实质感与感染力，又充分汲取了电视节目的叙事技巧与大众传播优势，创造出一种“音乐会+”的复合形态。

其最核心的创新在于叙事结构。它摒弃了传统的电视转播音乐会的技术性常规呈现，大胆采用“篇章+VCR”的电视专题片式结构。“家国旋律的永恒回响”“从周窝村到世界舞台”“在雄安，聆听希望的声音”这三大篇章，既是对表演曲目的归纳整理，又是对音乐会主题的升华，使得音乐会成为一个内涵更加丰富的表达载体。而穿插其间的VCR短片，则成为关键的叙事枢纽：借助于电视艺术的优势，镜头从舞台延伸至冼星海女儿的追忆、周窝村的音乐街巷、雄安新区的建设现场。观众从中感受到的，不只是乐曲的精彩演绎，而是从多元融合形态呈现的信息所带来的具体的历史语境、人文故事与时代温度。交响乐观演也从“听觉艺术”转变为一种“视听叙事艺术”，电视镜头的具象画面与音乐的抽象语言相互赋能，极大地降低了普通大众的欣赏门槛，增强了情感共鸣。音乐会现场与电视端的“冀时大直播”“全媒体矩阵传播”相结合，共同构建了一个“现场体验—屏幕观赏—社交互动”的立体文化场域，让高雅艺术的辐射范围从一个舞台扩展至千家万户。

二、经典为体，潮流为用，激活传统新生命

音乐会以“国潮”二字命名，主要体现在艺术本体的融合上，创作者们致力于在古典音乐的严谨框架内，有机注入本土文化基因与现代表达语汇，精准展现了“国”的深度与“潮”的活力。

以原创交响作品《追梦》为例，它探索的是“民族音乐交响化”的深层融合。二胡演奏家王颖的演奏，不是作为色彩乐器一闪而过，而是将二胡这一民族乐器编织进宏大的交响乐体系之中。以更为大众所熟悉的民族乐器作为主要表达手段，使得这一作品更易于接受，其情感色彩与叙事温度让即便不了解交响乐的观众也能够理解作品表达的丰富内涵。同样，钢琴协奏曲《黄河船夫曲》的处理也颇具匠心。青年钢琴家史博阳的演绎，在冼星海经典旋律与钢琴技巧的基础上，强化了民间劳动号子的节奏律动，使这部诞生于抗战烽火的作品，焕发出跨越时代的、永不停歇的奋进力量。这种融合，是对文化根脉的创造性转化，它让古典交响乐这一“世界语”，讲出了更具辨识度、也更富生命力的“河北故事”。

三、经典曲目与时代精神、大众情感的深度共鸣

音乐会的曲目编排，展现了创作者们开阔的视野与清晰的融合逻辑：致力于让音乐经典与当下人们的精神面貌和更广大受众的普遍情感建立连接。

一方面，世界经典被赋予了“共时性”解读。德沃夏克《自新大陆》的演绎，重点凸显其对故土的眷恋与在新大陆扎根奋斗的双重情感，这极易与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愁与奋斗精神产生共鸣。小约翰·施特劳斯的《春之声圆舞曲》，其洋溢的生机则与音乐会迎接新年的喜庆氛围及雄安新区“希望的声音”主题天然契合。经典不再遥远，而是成为了映照当下观众心境的一面镜子。

另一方面，演出通过巧妙的“参与式融合”，消弭了舞台与观众席的界限。音乐会特邀雄安容和悦容小学的师生登台合唱《花开忘忧》，让普通民众从文艺“观赏者”转变为“参与者”“共创者”，让原本鲜有机会感受舞台魅力的普通人，在艺术实践中种下爱音乐、知善美的种子。当孩子们的纯净歌喉与专业交响乐一同发声，则将这种“参与感”推向高潮，真正实践了“老百姓的交响音乐会”这一理念。这种融合，让经典音乐从被仰望的“高雅艺术”，进入到可共享、可参与的“新大众文艺”生态之中。

综上所述，“国潮交响”音乐会及其电视化呈现，通过媒介融合重塑了高雅艺术的传播形态，通过古今中西的语汇融合激活了传统文化的当代活力，更通过情感与参与的融合重建了经典艺术与大众生活的亲密关系。它从一个侧面证明，面向大众的文艺创新，其方向不是俯就，而是引领；不是简化，而是丰富。当广大专业文艺工作者真正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去思考“老百姓需要什么”，进而主动融入时代叙事与本土文化根脉，“新大众文艺”的生态构建才能够从“自下而上的单向革新”，转变为艺术家与老百姓、“专业精英”与“普罗大众”的双向奔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