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邺城，常常让人想起淡雅清丽的文韵，这或许可以追溯到曹魏时期的“三曹”和“七子”，那是邺城之外，谁都难有的气质和风华。

在邺城与铜雀台对坐，眼前的一切，如曲水流觞里那一小杯酒，停在我面前，啜饮一口、吟诵几句，它独有的韵味与风雅，便领着我往高处走……

邺城三台遗址公园。    李晓玲摄

一、邺下风流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这两行诗句，是中国古典美的振翅高飞。当然，不止这几句，和它们一样质朴委婉的中国诗歌，从诗经出发，经过楚辞、汉赋，御光乘风，来到了它的时代——

《昭明文选》为中国现存编选最早的诗文总集，在《昭明文选》的暗香里，被明代文学家陆时庸称为“谓之风余，谓之诗母”的《古诗十九首》脱颖而出，“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十九束花，简而美，浓而烈，仿佛蝴蝶扇动美丽的翅膀，唤醒两汉诗人束缚许久的文心。而这一场文学领域的“蝴蝶效应”，就发生在邺城。

东汉末年，军阀割据，征战连绵。“国家不幸诗家幸”，“迷惘的一代”之中，一个诗人群体出现了：没有了儒学的羁绊，他们的身体血气充盈、血脉偾张，像一只只奔跑的野鹿，敏感、机灵、奔放、自由……在血与火、剑与雨的穿梭中做悠然雅唱，绽放出绚烂的诗花。

他们，就是邺下文人，一个以诗为戈、用笔墨唤醒自我、为时代发声的文人集团。

时间不是唯一的记忆。留在邺城的那两座土台，像一幅斑驳的水墨旧作。遥想当年，曹操站在铜雀台上，他手中的酒樽斟满了，西望是连绵起伏的山脉，脚下则有翻涌奔腾的漳河。城内槐花飘香，域外烽火四起。

混沌的中国，谁来平治天下？担此重任之人，需有政治家的头脑，军事家的谋略。曹操身为宦官养子，十分明白自己卑微的地位和远大理想之间的差距，他自卑地写道：“自惜身薄祜,夙贱罹孤苦。”他得为自己的理想与成功搭建通道。

公元196年，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将汉献帝迎到许昌，改年号建安，在政治上占得先机。官渡之战，他大败劲敌袁绍。建安九年（公元204年），他将邺城作为根本，开始为自己的天下抱负构筑“统一之梦”；又在建安十三年之前，先后消灭了陶谦、张济、吕布、袁术、刘表等原来的北方割据势力。

在邺城，除却发展农业、营建基地、带兵打仗外，曹操对文化的构建也高人一筹。他深知文化软实力不可忽略，亲自写下《招贤令》。

“雅爱诗章”四个字，囊括了曹操文学上的修养，也反映着他卓越的远见。“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是他的创作实践，而除了提倡乐府诗，践行五言诗，他还是一位文论高手，领袖级别的人物，绝无叶公好龙之嫌。明代学者胡应麟评曹操：“自汉以下，文章之富，无出魏武。”鲁迅先生则称他为“改造文章的祖师爷”。

短短几年，曹操凭借安定的政治环境和个人魅力，引天下英才共聚之。除了自己的两个儿子曹丕和曹植常随左右外，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等悉数抵邺。另外，蔡邕之女蔡文姬被曹操重金赎回，邯郸淳、路粹、杨修、吴质等“悉聚此国”——一颗文昌星照亮了邺城的星空，百多位文人雅士共同营造了汉末特有的文化生态。

二、“三曹”文韵

翻一页沧浪之水，我的邺城，用五言诗的种子，继前世草木怀沙，续后世岸芷汀兰。“邺下风流”的每一个节拍都有一段风骨，每段风骨，都让你感受到邺下文人那滚烫的心跳。

曹操在《蒿里行》愤怒地悲唱：“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植用《送应氏》无限感叹：“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王粲《七哀诗》更字字泣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战乱、瘟疫、覆族、丧家。室室有号泣之哀，州州有萧条之象——一旦物象作用于精神，诗人那敏感的神经便调动起来，很难不发出对人生的慨叹。

每每读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每次回味“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曹植《薤露行》），作为个体生命的我们，很难不与建安诗人产生跨越历史的强大共情。就像徐干说的，“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历史中每颗为生命而滴落的泪，都让人懂得自己的渺小和生命的脆弱。邺下文人正是用这简美的诗句、壮阔的悲悯，抵御着时代的暴力，发出价值的拷问。这悲鸣和拷问，汇成了一首和声交响，向美而死，也向美而生。

横槊赋诗，一马当先。曹操以个人志向和使命担当，立下了大气磅礴的宏愿：“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他以周公、老骥自喻，表达自己老而弥坚、志在千里的雄心；以山岛与百草、秋风与洪波、日月与星汉，抒发自己吞吐日月、包举宇内的豪情壮志。钟嵘在《诗品》中评价：“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宋人敖陶孙《诗评》也说：“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评价十分贴切。

与其父的风格不同，曹丕与曹植各有所长。刘勰《文心雕龙》评价二人：“然子建（曹植）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曹丕）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

曹丕精骑善射，博古通史，文武双修，兼之沉稳内向、性格细腻，成为邺下文人的领袖。曹丕的诗，以乐府打底，善用四言、五言、七言、杂言表达情感。他倡导“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气以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对创作有着独到的见解。也是曹丕，打开了中国文学的两扇大门——七言诗的创作和文学评论史。曹丕是早期七言诗的创作者，有婉转悠扬的《燕歌行二首》为证：“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此诗开千古妙境，被誉为“七言之祖”，对后世七言诗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回眸历史，七言诗对唐诗的贡献，就像一朵大丽花摇曳灿烂于昨天、今天和明天，又岂容我们忽略？

曹丕还以《典论》立身，首开中国最早的文学批评之风。他提出了文学的价值：“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之后，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批评如雨后春笋，先后冒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

曹植，曹丕亲弟，鲜衣怒马、七步成诗的贵族公子。父亲死后，哥哥称帝，他的诗歌色调，便由快意明亮转入沉稳刚健。而在他留下的近百篇颂赞、铭诔、碑文、哀辞、章表、令、书、序、论、杂说之中，皆可捕捉到他的恃才傲物，思捷才俊。曹植最以五言诗为胜，被钟嵘《诗品》推崇为“建安之杰”。公元220年曹丕称帝，曹植的诗风随之逆转。在他眼里，哥哥不再是那个风雅的兄长，而成为一位目含杀气的帝王。一母同胞的哥哥曹彰死得不明不白，更令他胆战心惊。他悲愤写下《赠白马王彪》：“鸱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却在痛斥小人的同时，豪情依旧：“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

曹植就像一位“文斗士”，纵然世道艰难、命运多舛，也挡不住他“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的执着诗情和建功立业的豪迈壮志。他在现实中寻找着真实的“自我”，这个“自我”不惧历史与命运的推手，在他内心保持着旺盛的活力和自由的天性。

如果说，曹植是五言诗的一块基石，集大成者，那么他也是邺下文人中，辞赋水平极高的“文章典范”。《洛神赋》成全了他浪漫主义的美名：“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为绝世女神，曹植一点都不吝啬自己的笔墨。钟嵘评他：“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其实哪有什么骨气奇高，分明是隐秘的铁遇到了火的淬炼，对美的向往虏获了他的诗心。

曹植比曹丕多活了6年，他是建安文学的参与者，也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从汉末黄巾大起义到魏初曹植去世，近50年闪耀于中国文学星河的建安文学时代，绚丽而悲旷。至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当邺中瘟疫肆虐，王粲、徐干、刘桢、陈琳、应玚等先后染疫而亡，“邺下文人”七零八落，只有曹植把慷慨悲凉的建安余韵，传向后世文坛，为中国古代近体诗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之路。

曹操塑像。    李晓玲摄

三、建安风骨

五言诗的韵律，让“建安七子”诗中的每一个字，皆如铜雀飞云，翩跹驻心。

“七子”之称始于曹丕，他在《典论》中说：“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因为曹丕的偏爱，孔融被曹丕列为“七子”之首。然而这位恃才负气的文人，总跟曹操过不去。他主张仁政，反对朝廷实施“肉刑”；曹操说现在粮食很紧张，又要打仗，有的地方还在酿酒，喝酒会误事亡国，必须禁止。孔融说亲近女人也会亡国，你怎么不禁止呢？诸如此类，让曹操忍无可忍。作为汉末继蔡邕之后的一代文儒、文章宗师，孔融那气盛于理的章表，辞采典雅的书记，体气高妙的论文，都是他赢得人心的武器。但他锋芒毕露，最终将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其他“六子”，皆才华横溢，于曹操在邺城搭建的文化平台上，极尽文学之能事，写出了各具特色的华章。

王粲能诗善赋，成就颇高，为七子之冠冕。他少年时就得蔡邕赞赏，留下了“倒屐迎之”的千古佳话。后随曹操出征，马背赋诗，才力豪健。其诗苍凉悲慨，深得曹公好感。《登楼赋》名篇被刘勰誉为“魏晋之赋首”。钟嵘在《诗品》中称晋代作家“其源出于仲宣（王粲）”，可见王粲对后世的影响。传说王粲好学驴叫，在南征东吴的途中染病而逝，曹丕甚为伤感，出殡那天，率众上演了一场活脱脱的“驴鸣”葬礼。

刘桢，性格豪迈，狂放不羁。刘桢存诗仅一二十首左右，《赠从弟》三首是其代表作。曹丕称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刘勰推崇他为“五言之冠冕”，钟嵘对他更赞誉有加：“仗气爱奇，动多振绝。贞骨凌霜，高风跨俗。”同时把他与王粲列为“七子”中的上品。刘桢在“七子”中文学贡献突出，他实现了汉赋内容由宫廷向社会、由帝王向平民的转变，篇幅由长篇宏制转向短小精粹，为后世文学的发展开创了先河。

徐干是一位彬彬君子，住陋巷而不穷志，低尘埃而不流俗，以名节自立，怀文抱质，以辞赋和专著成就最大，留下了诸多名篇。《中论》深得曹丕喜欢，称其“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

陈琳以骂曹操出名又服务于曹操，阮瑀以章表专著而著称的。曹丕评价他俩：“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曹操也因爱其才而既往不咎。阮瑀的音乐修养颇高，他的儿子和孙子便是大名鼎鼎的竹林七贤阮籍与阮咸。而位于七子之末的应玚，其诗被钟嵘评价为“平典不失古体”。

历史更不能忘记女诗人蔡琰。她的归来是邺城的荣幸。带着《胡笳十八拍》的域外音律，她吟出了肝肠寸断的世乱崩裂之恨、骨肉离别之苦——她是建安文学的白月光，也留下“文姬归汉”这段传唱千古的凄美故事……

日月皎皎，铜雀台高。以“三曹”为领袖、“建安七子”为骨干，邺下文人风表文意，骨做文辞，以淋漓尽致的思想情感，遒劲刚健、慷慨悲凉的文学格调，唱出了一个时代的史诗。刘勰《文心雕龙·风骨》评价：“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自此诞生的“建安风骨”，成为一个国家的文学气质，有了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次文艺复兴。

四、古邺遗风

“建安风骨”像一道光，照亮了诗歌的前方。

沿着汉乐府诗、四言诗的道路，邺下文人开创的五言诗新局面，让语言有了更大张力，诗意有了更为开阔的境界，创新性地塑造了艺术的美学新局面。

在“建安七子”中，逐渐分出两大文学流派——以王粲为代表的“词藻派”和以刘桢为代表的“风骨派”。“词藻派”以辞藻清丽取胜，形式典雅端庄。“风骨派”以骨气端翔取胜，思想大气磅礴。有人巧妙地比喻，王粲为诗歌贡献了容貌和服饰，刘桢为诗歌贡献了骨鲠和眼神。这两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吸收对方的营养，又独立开出自己的花朵。

起笔开天，风骨铸就。建安文学以其独特的审美样式和追求人格独立的内在精神，成为中国诗歌艺术的源泉之一。西晋初年，诗风重辞藻、对仗、典故和韵律美学，以西晋太康文学领军人物陆机、潘岳为代表，最终形成了“永明体”和“宫体诗”，他们的作品由重风力的汉魏古诗转为重雕琢的六朝俳偶，诗风也由古朴厚重转为华美绮丽。在中国诗歌发展的长河中，没有“陆潘们”的华丽转身，便很难有后来盛唐诗歌的气象与辉煌。

而初唐时，另一位诗人则高举“风骨”的旗帜，站出来反驳“词藻”之流。他就是至今传颂不衰、唱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诗人陈子昂。他推崇汉魏风骨，倡导诗歌应“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这又让代表建安风骨与精神的曹操、曹植、刘桢等人，与后来的“永明体”和“宫体诗”，共同筑牢了唐诗艺术的基石。

今天，在中国文学史诗歌的艺术殿堂中，“建安风骨”依旧质朴优雅，意味深长。我们应为邺下文人的纵情与悲喜，折柳相送——不仅致敬他们的作品，更致敬邺城春秋、诗歌之爱，以及那亘古长存的建安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