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风|风雅邺城

来源:河北日报客户端

责编:孔德琳

时间:2022-11-25 07:40:19

谈论邺城,常常让人想起淡雅清丽的文韵,这或许可以追溯到曹魏时期的“三曹”和“七子”,那是邺城之外,谁都难有的气质和风华。

在邺城与铜雀台对坐,眼前的一切,如曲水流觞里那一小杯酒,停在我面前,啜饮一口、吟诵几句,它独有的韵味与风雅,便领着我往高处走……

邺城三台遗址公园。    李晓玲摄

一、邺下风流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这两行诗句,是中国古典美的振翅高飞。当然,不止这几句,和它们一样质朴委婉的中国诗歌,从诗经出发,经过楚辞、汉赋,御光乘风,来到了它的时代——

《昭明文选》为中国现存编选最早的诗文总集,在《昭明文选》的暗香里,被明代文学家陆时庸称为“谓之风余,谓之诗母”的《古诗十九首》脱颖而出,“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十九束花,简而美,浓而烈,仿佛蝴蝶扇动美丽的翅膀,唤醒两汉诗人束缚许久的文心。而这一场文学领域的“蝴蝶效应”,就发生在邺城。

东汉末年,军阀割据,征战连绵。“国家不幸诗家幸”,“迷惘的一代”之中,一个诗人群体出现了:没有了儒学的羁绊,他们的身体血气充盈、血脉偾张,像一只只奔跑的野鹿,敏感、机灵、奔放、自由……在血与火、剑与雨的穿梭中做悠然雅唱,绽放出绚烂的诗花。

他们,就是邺下文人,一个以诗为戈、用笔墨唤醒自我、为时代发声的文人集团。

时间不是唯一的记忆。留在邺城的那两座土台,像一幅斑驳的水墨旧作。遥想当年,曹操站在铜雀台上,他手中的酒樽斟满了,西望是连绵起伏的山脉,脚下则有翻涌奔腾的漳河。城内槐花飘香,域外烽火四起。

混沌的中国,谁来平治天下?担此重任之人,需有政治家的头脑,军事家的谋略。曹操身为宦官养子,十分明白自己卑微的地位和远大理想之间的差距,他自卑地写道:“自惜身薄祜,夙贱罹孤苦。”他得为自己的理想与成功搭建通道。

公元196年,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将汉献帝迎到许昌,改年号建安,在政治上占得先机。官渡之战,他大败劲敌袁绍。建安九年(公元204年),他将邺城作为根本,开始为自己的天下抱负构筑“统一之梦”;又在建安十三年之前,先后消灭了陶谦、张济、吕布、袁术、刘表等原来的北方割据势力。

在邺城,除却发展农业、营建基地、带兵打仗外,曹操对文化的构建也高人一筹。他深知文化软实力不可忽略,亲自写下《招贤令》。

“雅爱诗章”四个字,囊括了曹操文学上的修养,也反映着他卓越的远见。“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是他的创作实践,而除了提倡乐府诗,践行五言诗,他还是一位文论高手,领袖级别的人物,绝无叶公好龙之嫌。明代学者胡应麟评曹操:“自汉以下,文章之富,无出魏武。”鲁迅先生则称他为“改造文章的祖师爷”。

短短几年,曹操凭借安定的政治环境和个人魅力,引天下英才共聚之。除了自己的两个儿子曹丕和曹植常随左右外,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等悉数抵邺。另外,蔡邕之女蔡文姬被曹操重金赎回,邯郸淳、路粹、杨修、吴质等“悉聚此国”——一颗文昌星照亮了邺城的星空,百多位文人雅士共同营造了汉末特有的文化生态。

二、“三曹”文韵

翻一页沧浪之水,我的邺城,用五言诗的种子,继前世草木怀沙,续后世岸芷汀兰。“邺下风流”的每一个节拍都有一段风骨,每段风骨,都让你感受到邺下文人那滚烫的心跳。

曹操在《蒿里行》愤怒地悲唱:“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植用《送应氏》无限感叹:“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王粲《七哀诗》更字字泣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战乱、瘟疫、覆族、丧家。室室有号泣之哀,州州有萧条之象——一旦物象作用于精神,诗人那敏感的神经便调动起来,很难不发出对人生的慨叹。

每每读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每次回味“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曹植《薤露行》),作为个体生命的我们,很难不与建安诗人产生跨越历史的强大共情。就像徐干说的,“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历史中每颗为生命而滴落的泪,都让人懂得自己的渺小和生命的脆弱。邺下文人正是用这简美的诗句、壮阔的悲悯,抵御着时代的暴力,发出价值的拷问。这悲鸣和拷问,汇成了一首和声交响,向美而死,也向美而生。

横槊赋诗,一马当先。曹操以个人志向和使命担当,立下了大气磅礴的宏愿:“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他以周公、老骥自喻,表达自己老而弥坚、志在千里的雄心;以山岛与百草、秋风与洪波、日月与星汉,抒发自己吞吐日月、包举宇内的豪情壮志。钟嵘在《诗品》中评价:“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宋人敖陶孙《诗评》也说:“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评价十分贴切。

与其父的风格不同,曹丕与曹植各有所长。刘勰《文心雕龙》评价二人:“然子建(曹植)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曹丕)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

曹丕精骑善射,博古通史,文武双修,兼之沉稳内向、性格细腻,成为邺下文人的领袖。曹丕的诗,以乐府打底,善用四言、五言、七言、杂言表达情感。他倡导“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气以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对创作有着独到的见解。也是曹丕,打开了中国文学的两扇大门——七言诗的创作和文学评论史。曹丕是早期七言诗的创作者,有婉转悠扬的《燕歌行二首》为证:“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此诗开千古妙境,被誉为“七言之祖”,对后世七言诗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回眸历史,七言诗对唐诗的贡献,就像一朵大丽花摇曳灿烂于昨天、今天和明天,又岂容我们忽略?

曹丕还以《典论》立身,首开中国最早的文学批评之风。他提出了文学的价值:“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之后,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批评如雨后春笋,先后冒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

曹植,曹丕亲弟,鲜衣怒马、七步成诗的贵族公子。父亲死后,哥哥称帝,他的诗歌色调,便由快意明亮转入沉稳刚健。而在他留下的近百篇颂赞、铭诔、碑文、哀辞、章表、令、书、序、论、杂说之中,皆可捕捉到他的恃才傲物,思捷才俊。曹植最以五言诗为胜,被钟嵘《诗品》推崇为“建安之杰”。公元220年曹丕称帝,曹植的诗风随之逆转。在他眼里,哥哥不再是那个风雅的兄长,而成为一位目含杀气的帝王。一母同胞的哥哥曹彰死得不明不白,更令他胆战心惊。他悲愤写下《赠白马王彪》:“鸱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却在痛斥小人的同时,豪情依旧:“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

曹植就像一位“文斗士”,纵然世道艰难、命运多舛,也挡不住他“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的执着诗情和建功立业的豪迈壮志。他在现实中寻找着真实的“自我”,这个“自我”不惧历史与命运的推手,在他内心保持着旺盛的活力和自由的天性。

如果说,曹植是五言诗的一块基石,集大成者,那么他也是邺下文人中,辞赋水平极高的“文章典范”。《洛神赋》成全了他浪漫主义的美名:“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为绝世女神,曹植一点都不吝啬自己的笔墨。钟嵘评他:“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其实哪有什么骨气奇高,分明是隐秘的铁遇到了火的淬炼,对美的向往虏获了他的诗心。

曹植比曹丕多活了6年,他是建安文学的参与者,也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从汉末黄巾大起义到魏初曹植去世,近50年闪耀于中国文学星河的建安文学时代,绚丽而悲旷。至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当邺中瘟疫肆虐,王粲、徐干、刘桢、陈琳、应玚等先后染疫而亡,“邺下文人”七零八落,只有曹植把慷慨悲凉的建安余韵,传向后世文坛,为中国古代近体诗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之路。

曹操塑像。    李晓玲摄

三、建安风骨

五言诗的韵律,让“建安七子”诗中的每一个字,皆如铜雀飞云,翩跹驻心。

“七子”之称始于曹丕,他在《典论》中说:“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因为曹丕的偏爱,孔融被曹丕列为“七子”之首。然而这位恃才负气的文人,总跟曹操过不去。他主张仁政,反对朝廷实施“肉刑”;曹操说现在粮食很紧张,又要打仗,有的地方还在酿酒,喝酒会误事亡国,必须禁止。孔融说亲近女人也会亡国,你怎么不禁止呢?诸如此类,让曹操忍无可忍。作为汉末继蔡邕之后的一代文儒、文章宗师,孔融那气盛于理的章表,辞采典雅的书记,体气高妙的论文,都是他赢得人心的武器。但他锋芒毕露,最终将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其他“六子”,皆才华横溢,于曹操在邺城搭建的文化平台上,极尽文学之能事,写出了各具特色的华章。

王粲能诗善赋,成就颇高,为七子之冠冕。他少年时就得蔡邕赞赏,留下了“倒屐迎之”的千古佳话。后随曹操出征,马背赋诗,才力豪健。其诗苍凉悲慨,深得曹公好感。《登楼赋》名篇被刘勰誉为“魏晋之赋首”。钟嵘在《诗品》中称晋代作家“其源出于仲宣(王粲)”,可见王粲对后世的影响。传说王粲好学驴叫,在南征东吴的途中染病而逝,曹丕甚为伤感,出殡那天,率众上演了一场活脱脱的“驴鸣”葬礼。

刘桢,性格豪迈,狂放不羁。刘桢存诗仅一二十首左右,《赠从弟》三首是其代表作。曹丕称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刘勰推崇他为“五言之冠冕”,钟嵘对他更赞誉有加:“仗气爱奇,动多振绝。贞骨凌霜,高风跨俗。”同时把他与王粲列为“七子”中的上品。刘桢在“七子”中文学贡献突出,他实现了汉赋内容由宫廷向社会、由帝王向平民的转变,篇幅由长篇宏制转向短小精粹,为后世文学的发展开创了先河。

徐干是一位彬彬君子,住陋巷而不穷志,低尘埃而不流俗,以名节自立,怀文抱质,以辞赋和专著成就最大,留下了诸多名篇。《中论》深得曹丕喜欢,称其“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

陈琳以骂曹操出名又服务于曹操,阮瑀以章表专著而著称的。曹丕评价他俩:“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曹操也因爱其才而既往不咎。阮瑀的音乐修养颇高,他的儿子和孙子便是大名鼎鼎的竹林七贤阮籍与阮咸。而位于七子之末的应玚,其诗被钟嵘评价为“平典不失古体”。

历史更不能忘记女诗人蔡琰。她的归来是邺城的荣幸。带着《胡笳十八拍》的域外音律,她吟出了肝肠寸断的世乱崩裂之恨、骨肉离别之苦——她是建安文学的白月光,也留下“文姬归汉”这段传唱千古的凄美故事……

日月皎皎,铜雀台高。以“三曹”为领袖、“建安七子”为骨干,邺下文人风表文意,骨做文辞,以淋漓尽致的思想情感,遒劲刚健、慷慨悲凉的文学格调,唱出了一个时代的史诗。刘勰《文心雕龙·风骨》评价:“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自此诞生的“建安风骨”,成为一个国家的文学气质,有了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次文艺复兴。

四、古邺遗风

“建安风骨”像一道光,照亮了诗歌的前方。

沿着汉乐府诗、四言诗的道路,邺下文人开创的五言诗新局面,让语言有了更大张力,诗意有了更为开阔的境界,创新性地塑造了艺术的美学新局面。

在“建安七子”中,逐渐分出两大文学流派——以王粲为代表的“词藻派”和以刘桢为代表的“风骨派”。“词藻派”以辞藻清丽取胜,形式典雅端庄。“风骨派”以骨气端翔取胜,思想大气磅礴。有人巧妙地比喻,王粲为诗歌贡献了容貌和服饰,刘桢为诗歌贡献了骨鲠和眼神。这两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吸收对方的营养,又独立开出自己的花朵。

起笔开天,风骨铸就。建安文学以其独特的审美样式和追求人格独立的内在精神,成为中国诗歌艺术的源泉之一。西晋初年,诗风重辞藻、对仗、典故和韵律美学,以西晋太康文学领军人物陆机、潘岳为代表,最终形成了“永明体”和“宫体诗”,他们的作品由重风力的汉魏古诗转为重雕琢的六朝俳偶,诗风也由古朴厚重转为华美绮丽。在中国诗歌发展的长河中,没有“陆潘们”的华丽转身,便很难有后来盛唐诗歌的气象与辉煌。

而初唐时,另一位诗人则高举“风骨”的旗帜,站出来反驳“词藻”之流。他就是至今传颂不衰、唱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诗人陈子昂。他推崇汉魏风骨,倡导诗歌应“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这又让代表建安风骨与精神的曹操、曹植、刘桢等人,与后来的“永明体”和“宫体诗”,共同筑牢了唐诗艺术的基石。

今天,在中国文学史诗歌的艺术殿堂中,“建安风骨”依旧质朴优雅,意味深长。我们应为邺下文人的纵情与悲喜,折柳相送——不仅致敬他们的作品,更致敬邺城春秋、诗歌之爱,以及那亘古长存的建安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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