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2026年05月27日 16版）

提起颜真卿，人们首先想到的多是他雄浑大气、饱满磅礴的“颜体”书法。他所创作的《祭侄文稿》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因写尽国难家痛而直抵人心。颜真卿之所以名垂青史也正在于他“字如其人”：一生忠烈耿直、刚正不阿，面对国家危亡，不顾个人生死，始终忠于自己坚守的道义。舞剧《颜真卿》则让“颜体”的筋骨走出纸面，跃然台上。

要把书法的气韵与人格的重量搬上舞剧舞台，并非易事。舞剧《颜真卿》并未急于讲述颜真卿的一生，而是紧扣他创作《祭侄文稿》这一刻骨铭心的锥心时刻，以“写”为线索，将其脑海中的回忆外化为舞台画面，让观众与颜真卿一同经历一次往事。

序章里，颜真卿接到侄儿颜季明的首榇，提笔撰写《祭侄文稿》，舞台随之从巨大的哀恸中回到曾经：鲜衣怒马、风度翩翩的少年郎在学堂里读书写字，轻快明亮，甚至带着几分淘气。颜真卿教其写字，授其家训，育其品行，叔侄之间的亲近不言自明。少年生命力越盛，其结局便越显沉痛。

舞台灯光在此时一转，书声未歇，阴影已至。权臣“相”被四人抬着出场，仰坐在他人的肩背上，“以人为座”的姿态立刻将人物的骄横和虚浮显露无遗。“相”手中所执的花亦被赋予了象征意味：花本代表美，在这里却成为承载肮脏与逼迫的测试——捡起花，便是投靠。

无需反派脸谱化的对抗性台词和字幕的逐条解释，凭借着舞者的姿态、站位与节奏变化，人物的正邪与时代的浊清已一目了然。一连串的舞台行动，精准刻画了朝堂上的进退、宴席间的周旋，以及风云将起的警觉与试探。这也是该剧成功的一大原因：始终将塑造人物放在首位，而非单纯的“炫技”。舞剧舞台上固然要有真功夫，但技巧若不能植根于戏剧情境，就会浮于表面，难以成“戏”。真正能让观众记住并引发情感共鸣的，绝不是某个孤立的高难度动作，而是当动作与人物的情感和情境相契合时所展现出的艺术感染力。

剧中演员的肢体语汇源自其内心的悸动和感受。观众通过演员的技巧，看到的是蕴含在动作背后的人物情感起伏与行为逻辑。舞台上的颜真卿不是一个简单模仿握笔挥毫的符号。演员以挺拔、克制的身姿立住人物的筋骨，以提按顿挫的动作与身体语汇的变化“写”出其内心的波澜，从而完成对人物的塑造，呈现其人性的真。例如，演员用一组纠结、滞涩而后爆发的动作来外化颜真卿在书写《祭侄文稿》时，得知侄儿惨死却仍要克制的悲怆；用沉稳、延绵而充满对抗力的体态，表现其在朝堂之上的耿介与风骨。再如，颜真卿与妻子的双人舞，将担忧、支撑与共同承担等复杂情感的变化融进了每一次的托举与回旋，让观众看见了二人在乱世浮沉中的相互扶持与风雨同舟。由此，作品在人物呈现上完成了从“形似”到“神似”的飞跃，在舞台表达上完成了从“技术展示”到“戏剧行动”的突破。

在立住人物的同时，舞剧《颜真卿》巧妙地借文稿的五重笔韵作为全剧的叙事结构，将书法的笔意化成了舞台的节奏。全剧分为“润墨、起笔、奋笔、枯笔、墨尽”五个篇章，这一结构既呼应了《祭侄文稿》中笔势由行书渐入行草、后段愈见奔放的变化，更将人物情感的层层递进展现得淋漓尽致——从尚能自持的压抑，到奋笔时的决绝，再到悲怆耗尽后的“枯”，最后在“墨尽”处重新挺直脊梁。这是书法创作的过程，亦是颜真卿波澜壮阔的一生。这种写意的叙事方法也与舞剧抽象且充满诗意的本质天然契合，它能在瞬间完成虚实之间的转换。束光里，学堂的晨雾可以转为朝堂的冷意。一片白纱翻卷，似纸页，也似风尘与魂影。摇曳的翎，是飘荡的芦苇，亦是笔毫与墨痕的颤动。观众在这流动的意象间读懂了书法最难直接呈现的部分：字里行间的血泪与骨气。

所有无声的积蓄在最终凝为全剧最振聋发聩的一击：众舞者齐声诵读《颜氏家训》。那一句句“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不再只是家规教条，它化作了无数血肉之躯所铸成的最后防线。“以舞为笔”，镌刻的是宁折不弯的文人风骨；“以身为墨”，书就的是国难家殇中的担当与忠义。

青灯燃尽，墨痕未干，颜真卿一袭红袍缓缓回身，孤独坚毅的身影与纱幕上的《祭侄文稿》融为一体。颜氏家训的薪火、家国大义的坚守，这份跨越千年的浩然正气，也随之深深印在了每一位观众的心底。

（作者：汪闻婕，系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教育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