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信息

纪亭

石家庄金域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在精准医疗的庞大体系中，病理诊断始终扮演着“承前启后”的关键角色。它既是对疾病本质的终极解码，也是后续精准治疗的逻辑起点。从一张薄薄的组织切片到一组复杂的基因图谱，病理诊断如同一位严谨的“医学侦探”，在微观世界中寻找疾病的真相，为每一位患者量身定制治疗方案提供不可替代的依据。

从“形态”到“分子”：病理诊断的进化史就是精准医疗的前传 

19世纪中叶，德国病理学家鲁道夫·菲尔绍用显微镜观察病变组织，开创了“细胞病理学”时代。彼时的病理诊断依赖医生的肉眼观察，通过细胞形态的异常判断疾病性质——这种基于形态学的诊断，是精准医疗最原始的雏形。例如，在肺癌诊断中，病理医生通过观察癌细胞的排列方式、细胞核大小，区分鳞状细胞癌与腺癌，而这两种亚型的治疗方案在化疗时代就已存在差异。

20世纪末，免疫组织化学技术的出现让病理诊断进入“蛋白水平”。通过特异性抗体标记癌细胞表面的蛋白标志物，医生能更精准地划分肿瘤亚型。以乳腺癌为例，HER2蛋白的过度表达提示患者可受益于靶向药物，而激素受体（ER/PR）阳性则指向内分泌治疗。这种基于蛋白标志物的分型，首次实现了“同病异治”的精准理念，也让病理诊断从单纯的“疾病分类”升级为“治疗指导”。

如今，分子病理技术的崛起将诊断推向“基因层面”。新一代测序（NGS）能一次性检测数百个与肿瘤相关的基因变异，如非小细胞肺癌中的EGFR突变、ALK融合，结直肠癌中的KRAS突变等。这些基因层面的“密码”直接决定了患者是否适用特定靶向药——当一位晚期肺癌患者被检出EGFR 19外显子缺失时，这不仅是一个诊断结果，更是开启靶向治疗的“钥匙”。从形态到分子的跨越，病理诊断完成了从“描述疾病”到“预测疗效”的质变，而这正是精准医疗的核心诉求。

精准医疗的“质控关卡”：病理诊断决定治疗路径的正误

精准医疗的本质是“个体化”，而这种个体化的前提是“准确识别个体差异”。病理诊断恰恰是这种识别的“质控核心”，一旦出现偏差，后续的精准治疗便会沦为“精准错误”。

在肿瘤治疗中，病理诊断的准确性直接关系到治疗方向的选择。以淋巴瘤为例，其亚型多达数十种，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与滤泡性淋巴瘤的治疗方案截然不同——前者可能需要R-CHOP化疗方案，后者在低危阶段甚至可暂时观察。若病理诊断将两者混淆，不仅会导致治疗无效，还可能因过度治疗引发严重副作用。2021年《美国病理学期刊》的一项研究显示，淋巴瘤初诊误诊率约为5%～10%，而这些误诊患者中，近80%接受了不恰当的治疗，生存期较正确诊断组缩短近一半。

即便是同一种肿瘤，病理诊断的细节差异也会影响治疗策略。在结直肠癌手术中，病理医生对“肿瘤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数目”的判断，直接决定了术后是否需要辅助化疗。若病理报告漏报了1枚转移淋巴结，可能导致患者错失化疗机会，增加复发风险；反之，过度诊断淋巴结转移则会让患者承受不必要的化疗损伤。这种“毫米级”的判断差异，正是病理诊断“精准性”的体现，也是精准医疗“量体裁衣”的基础。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免疫治疗时代，病理诊断的“质控”作用愈发凸显。PD-L1表达水平检测是判断肺癌患者是否适用PD-1抑制剂的重要依据，而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依赖于标准化的染色流程、严格的阳性判读标准。若实验室操作不规范导致PD-L1表达水平被高估，患者可能盲目使用免疫治疗，既浪费医疗资源，又延误最佳治疗时机；反之，低估则可能让患者错失有效的治疗手段。因此，病理诊断的标准化程度，直接决定了精准医疗的“精准度上限”。

 从菲尔绍的显微镜到如今的基因测序仪，病理诊断的发展史印证了一个核心真理：精准医疗的每一次进步，都始于对疾病本质更深刻的理解。作为解码疾病的“终极判官”，病理诊断不仅是精准治疗的“第一步”，更是决定治疗成败的“关键一步”。在个体化医疗的浪潮中，只有让病理诊断更精准、更普及、更具前瞻性，才能让精准医疗真正走进每一位患者的生活，实现“让合适的患者在合适的时间接受合适的治疗”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