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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伯父伯母周恩来邓颖超》是周恩来总理侄女周秉德的一部回忆录。作者从亲历者的视角，饱含深情地回忆了在中南海西花厅与伯父周恩来、伯母邓颖超一起生活的难忘岁月，记述了周恩来、邓颖超对自己的成长、工作和婚姻的关心教育指导，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周恩来、邓颖超的精神风范。

伯伯让我父亲提前退休

那是1959年的一个星期天。我跟爸爸前后脚回到家里，立即发现爸爸平常紧皱着的眉头舒展了，满脸春风喜气。我忍不住问道：“爸，一定有什么事让你高兴?”

“到底是我的大女儿，一眼看穿了爸爸的心!”爸爸笑着说，“我刚想告诉你妈妈呢!我调动工作的命令已经下了，下周就去内务部上班!”

“好呀!”妈妈也显得挺高兴，可我依然一头雾水。

“秉德，你爸爸身体不太好，当那个仓库管理科科长又太忙，他也吃不消。现在调到内务部机关，离家近些，工作轻松，这不好吗?”妈妈一边整理手边学生的作业本一边说。

“内务部是管什么的?”我奇怪地问，“爸爸你能干什么工作呢?”

“这是你陈赓伯伯出的点子!”爸爸一边翻着报纸一边解释，“他找了内务部的曾山部长，说，周同宇对革命是有过贡献的，身体又不太好，把他调到内务部，你给他安排个合适的工作吧。”

“爸爸，你不是1927年就脱离了革命嘛，还有什么贡献可言?”我那时还不了解爸爸当年脱离革命的真实情况，话说得不客气。也不怪，我此时已经入党，在我的入党志愿书上，我曾写着：“爸爸当年离开革命脱离共产党的原因是对革命缺乏信心，有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找借口离开革命。说句心里话，我思想上宁肯爸爸能坚持革命，为革命多做贡献，哪怕因此这个世界上没有我!”

“秉德，你怎么这样和爸爸说话?”妈妈提高了声音，“你陈赓伯伯都说，不是只有在党内才能对革命做贡献的。1928年，你伯伯和七妈去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乘轮船到青岛、大连被特务跟踪，是你爸爸在吉林和哈尔滨掩护，才脱险的。能保护住你伯伯，保住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就如同保护了革命的灵魂和火种，这不是对革命的很大贡献吗?再说，在天津时，你爸爸开的那家货栈，是叶剑英元帅让地下党拨给的经费，由你爸爸经营，专门为地下党采购药品货物的。为此，你爸爸还被国民党抓去关了半年牢，他除了承认是周恩来的弟弟，没有出卖过一个地下党员。因为敌人抓不到证据，又有你伯伯的同学常策欧等人奔走营救，你爸爸才被放出来。出来后，他没有犹豫，立即又找地下党接上关系……”

其实，只要伯伯不干预，我相信按爸爸的资历和能力，在内务部安排个好一点的职务，不说高官，干一些轻松的、级别高点的工作，恐怕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伯伯决不会容许这样的事发生。伯伯去世后，一位知情人告诉我，当时伯伯对曾山部长再三明确交代：“周同宇的工作，要安排得职务尽量低，待遇尽量低，因为他是我亲弟弟。”

于是，换到内务部工作的爸爸，职务仍然是很一般的。

20世纪60年代初，爸爸胃溃疡越来越厉害，伯伯和七妈都劝他开刀，他就是不敢。因为胃痛时常发作，爸爸经常请假在家休息，伯伯安排他到外地疗养了几次，还请我七妈联系当时协和医院的外科名医吴蔚然大夫为他开刀，希望他的病尽快好起来，但他的病仍不能正常上班。当然，像他这样身体不好需要治疗休息的也大有人在，但是在伯伯那里，只有他成了问题。1963年一次开会后，伯伯留下了曾山部长，向他交代说：我弟弟身体不好，请你让他提前退休，不能拿着全额工资，还不能坚持正常上班!

曾山部长开始只是口头答应着，并没有去办。因为按照正常情况，退休后，工资要减少，而且再没有机会调整，许多在职时的待遇都会取消，一般人都不愿意退休;有些到了退休年龄的尚且希望推迟办理手续，何况爸爸还没到退休年龄。他猜想着伯伯工作忙，一定不会老记住这件事。

然而，只要爸爸与伯伯是亲兄弟的关系不变，伯伯就不会忘记这件事。还是在伯伯的办公室里，伯伯的表情十分严肃，语气十分认真地问曾山：“曾山同志，我弟弟退休手续的事，我已经交代你几次了。为什么还不办?”

“总理，最近比较忙……”

“不要找理由!你回去立即办，你再拖着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他是我的弟弟，怎么能拿着全工资不上班呢?!”

于是，1963年6月，爸爸在59岁零两个月时就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

伯伯每月从自己工资中

给我们家补助

提前退休以后，爸爸的工资明显地减少。可是家中六个孩子，除了我和当飞行学员的秉钧外，家里四个孩子都上学，负担很重。

那是个星期天的中午，我回到西花厅。工作了一夜的伯伯正好起床，在客厅他对我说：“秉德，你爸爸退休手续办了吗?”

见我点点头，伯伯又继续问：“我坚持让他提前退休，你爸爸想得通吗?”

对伯伯，我历来是实话实说：“爸爸还好，倒是妈妈有点想法。”

伯伯“喔”了一声道：“说给我听听。”

“反正，爸爸的一贯态度就是这样：‘我一切听哥哥的，哥哥怎么说，我就照办。’妈妈却想到实际问题，她说，如果征求她的意见，她就要说说自己的想法，现在四个孩子读书，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

“秉德，你有没有补贴你妈妈?”

“我每月62块钱，交给妈妈20块。这不是你和七妈交代我这样做的嘛!”

“你这样做是对的，儿女应该从小懂得为爸爸妈妈分忧。我让你爸爸退休，你想得通吗?”

“当然想得通。你不是常说，封建主义时代是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我们是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决不能延续封建主义的那一套。正因为爸爸是你的亲弟弟，所以应该更严格，不能坚持正常工作，就不应该从人民那里拿全额工资。你是总理，如果连自己的亲弟弟都管不了，又怎么能去管理别人!爸爸退休后工资是减少了，可是这么多年来，不都是伯伯供给我们学费的嘛。如果没有伯伯的帮助，就是爸爸工作，我们六姐弟上学早就要向学校申请助学金了。伯伯帮了我们这么大忙，妈妈真不该有什么想不通了!”

“话不能这样说。”伯伯摇摇头，若有所思地说，“秉德，你现在已经是共产党员了，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凡事都要站在党性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越是亲近的人，要求越严格。尤其我当总理，只有人正，才不怕影子斜!不过，从一个家庭来说，你妈妈有看法，这也是正常的、合乎情理的。她是个很自立、很自尊的女性。你爸爸就不一样了，他是我弟弟，我们从小也是依靠伯伯养大，当然他从我这儿拿钱去养你们，他不会觉得心里有什么不安。而你妈妈却不同，从她的角度上看，当然应该你爸爸自立，顶家过日子，总拿我的钱，她心里就觉得不踏实，不自在。”

伯伯说着，表情有些激动起来：“秉德，你给你爸爸妈妈带个信，下星期天，让他们一起来吃饭，我再和他们谈谈我的心里话。其实，我让你爸爸退休还有一层想法。我们原本兄弟三人，你二伯伯早逝，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你奶奶去世那年，我9岁，你二伯8岁，你爸爸只有3岁。你奶奶临去世前，握着我的手，喘着粗气，断断续续地叮嘱我：你的两个弟弟还小，答应娘，一定好好照顾他们……我当时泪流满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拼命点头。我答应你奶奶的话，从来也没有忘记。你奶奶去世后，我突然感到自己长大了，还想到了中国的一句古话‘长兄如父’。当时父亲在外谋生，顾不上我们，我就承担起了对两个弟弟的抚养责任。我们相依为命两年多，直到我去东北。如今，我自己选定了这条路，就只能向前，不能退却，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你爸爸不同，他身体不好，早点退休也能平安地度过下半生，也算我对你奶奶的承诺有个交代。”

我真没想到奶奶在伯伯的心里有这么重要的位置，也没想到伯伯除了有严格的党性，对爸爸还有如海深的兄弟之情，而且对我的妈妈、他的弟媳的心境也那么体谅，那么尊重!

“秉德，我会交代成元功他们从现在起，每月从我工资里拿出200元，还是由你拿回去给爸爸妈妈。”

“伯伯，不要给那么多!我和秉钧都工作了嘛!”

“多给你们一些，这是让给你爸爸吃些补养品。他胃不好，体质也太弱了。”

“不要那么多!”

“怎么?我这伯伯的钱不要，你准备让你爸爸妈妈向组织申请补助吗?如果是这样，我心里能安吗?用我的钱就可以少花人民的钱啊。”伯伯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秉德，你千万不要觉得用我的钱心里愧疚，你要记住，我和你二伯、你爸爸都是你们的四爷爷养大的，我养你们也只是在尽我应尽的责任，这是我们周家上辈的好传统。希望你们这一辈、下一辈和后世子孙们，也都能这样有困难互相帮助，而不给国家增添负担。好不好?”

我除了点头，还能说什么呢?

从1954年到1968年，几乎每个月都是由我从卫士长成元功叔叔那儿签字领钱，每个孩子20元，后期还有给爸爸的营养费。从每月105元到120元，再到每月200元，一直到1968年，我们6个孩子全部参加工作为止。

我每每拿着这些钱送回家，心里总觉着是捧着伯伯沉甸甸的爱!日久天长，伯伯这份真挚的亲情，对亲人尽责的用心良苦，像人类不可或缺的阳光，温暖如春，滋润着我的心扉。

直到伯伯去世后，从卫士的回忆中，我才知道伯伯对我们家的经济补助，占到了他工资收入的三分之一，有时甚至二分之一!他对我们一家，恩重如山!这个生活补助费，我不在北京时，因为弟弟妹妹还小，就由他的卫士送到我家。后来，卫士同志回忆说，总理有一次在办公室工作时，忽然抬起头来问了一句：“秉德不在北京，同宇家这个月的生活费，你们别忘了送过去。”伯伯对我们的生活、抚育，是多么的亲切周到、体贴入微、视如己出啊。

但是，他们自己生活简朴之至极!我们看他着装总是整洁、笔挺，哪知他的内衣、睡衣是补了又补啊!作为纪念，我分到了这样的衣服，拿在手里，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一方面懊悔自己家不该接受他们那么大的恩惠，心疼他穿了那么旧的衣服;另一方面，更加深了对伯伯的崇敬之情。不难想象，以他那么高的权位，为亲兄弟安排个美差，应该是很简单的事;就是他不去阻拦，总理亲兄弟的工作，由组织上安排，职位、收入也都不会差。他自己在生活上也不必那么过于简朴，甚至窘迫!但他没有，他要自己和亲属们，与全国老百姓一道过简朴的日子。这就是我的伯伯我们共和国的总理!哪个国家有这样难得的好总理呀?哪个家庭又有这样难得的好兄长、好长辈啊?!什么叫“廉洁奉公”?什么叫“廉政”?伯伯就是榜样。

我年轻时，不懂事，以为反正他们是国家领导人，收入一定多得很(当然我从来不问他们的收入是多少)。我都工作了，想滑冰，想买冰鞋，向他开口;想买自行车，又向他开口。伯伯从不拒绝，但又不能完全满足我，他出一半，让我自己也得出一半。我接受了，但当时并不理解。成年之后，才逐步琢磨出伯伯当年的良苦用心：既不让我失望，又使我逐步克服对家庭的依赖，同时让我拿出自己的劳动所得去购买物品，就会懂得爱惜这物品。他对孩子的教育，就是这样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