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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阁，古代专门用于藏书的地方，皇帝专门任命用来珍藏古书画的地方。被誉为“传国之宝”的《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清乾隆年间，为贮藏《四库全书》，在北方修建四座皇家藏书阁，即北京故宫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是为“内廷四阁”或称“北四阁”，概不对外开放。后又抄了三部，书型略小，分仓藏在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杭州圣因寺的文澜阁，即“江浙三阁”或称“南三阁”，对江浙士子开放。这七大藏书阁，以“文”字为首，第二字多从“水”字边，有象征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之意。

与明朝同呼吸共命运的文渊阁

明朝天下未定，明太祖朱元璋就派大将军徐达负责收集藏书、建立国家图书馆文渊阁。其后两百余年几经周折，明朝文渊阁连带一朝文明，最终在李闯王的炮火中付之一炬。文渊阁可谓是随着明朝的建立而建立，随着明朝的消亡而消亡，与明王朝休戚相关，同呼吸而共命运。

洪武元年（1368年），文渊阁在南京建立。朱元璋继续派人遍访天下名书，充实书库。经过三四十年的积累，到了明成祖朱棣时期，文渊阁中藏书可谓可观。朱棣此时萌生了修书的念头，修一部什么样的书呢？原话是“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直言，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成一书，毋厌浩繁。”简而言之，有史以来所有科目、所有类别的书都要收录进去。定下了基调，朱棣亲自着手组建了编辑部，主编包括明朝三大才子之一、内阁首辅解缙（另外两位才子是杨慎和徐渭），还有一路辅佐朱棣登基的“黑衣宰相”姚广孝，朱棣宠臣、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王景等。当时的主编叫做“总裁”，这一帮豪华阵容的“总裁”领导了精英知识分子二十多人，另外召集了字写得好的若干人，浩浩荡荡进了文渊阁，一应后勤事务全部被妥善解决，几年间没日没夜、殚精竭虑地编书。先后参与编纂人员达2139名，其间，生生累死了好几人。终于编成了一部《永乐大典》。全书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共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三亿七千万字；保存了明代以前大量的哲学、历史、地理、语言、文学、艺术、宗教、科学技术等方面丰富而可贵的资料。这部巨制比法国狄德罗、达兰贝主编的百科全书和著名的《大英百科全书》都要早三百余年。所以,《永乐大典》不仅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珍品,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享有崇高的地位。所谓盛世修典，《永乐大典》的成书彰显了明王朝的国力。其后不久朱棣迁都北京，在都城新建了文渊阁，开始了“南书北调”工程。南京文渊阁中的藏书（包括皇皇巨制《永乐大典》）每个版本“各取一部”，装满了百个箱柜，送至北京收存。此后经过不断收集，据1441年编撰而成的《文渊阁书目》所载，其藏书近300种，已达43200余册，估计在十万卷以上。至此，明代文渊阁的藏书可谓达到鼎盛。

文渊阁做为国家图书馆并不仅仅只是藏书的场所，它也经常请名人名家举办讲座。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太平天子”明宣宗朱瞻基。他经常到文渊阁讲学，还自己写了一本《文渊阁铭》记录讲学的盛况。那么听讲座的是谁呢？听众们多是高阶的官员或者是等待晋升的高级知识分子。文渊阁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讨论政事民生和培养储备干部的政治职能。

1449年，南京文渊阁遭遇火灾，所有藏书付之一炬。这件事并没有得到重视，虽然士大夫们经常上书请求加强文渊阁的日常管理，但统治者们已无暇他顾。明代的文渊阁藏书管理开始走下坡路，书籍流失日益严重。万历时期,民间藏书楼中盖着“文渊阁印”的图书赫然在列。明朝三大才子之首杨慎，借了文渊阁的书也是概不归还。再加上文渊阁全部采用木结构，防火措施不太完善，明朝中后期遭遇过多次火灾。文渊阁的防潮、防蛀措施也并不到位,大量宋元珍本藏书被水浸、虫蛀等现象很严重。万历年间文渊阁所藏书籍与《文渊阁书目》记录相比已经“十无二三”了。

1643年闯王李自成在西安东征誓师，摇鼓呐喊“嗟尔明朝，气数已尽！”最终攻破紫禁城。明思宗，即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景山。大明王朝终于落下帷幕。风雨飘摇中的文渊阁也于1644年在李闯王的怒火中灰飞烟灭。

幸运的是现在国家图书馆珍藏有善本书宋版《集韵》十卷，上面盖有明文渊阁印。《永乐大典》也有零星存世，现在国家图书馆存有222册，成为四大镇馆之宝之一。

寻流溯源文津阁

古代的藏书阁，以“文”字为首，第二字多从“水”字边，有象征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之意。具体到“文津阁”名字的含义，乾隆帝在诗中也写道：“渊源如欲问，应自此寻津。”“文”谐音“问”，“津”是渡口之意，文津是文化的源流，也是问津的所在。

这座藏书阁始建于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其营造方法和样式是仿浙江宁波的天一阁，乾隆皇帝派大臣亲往天一阁测勘，制成立体模型，列清大小尺寸，作为文津阁的营造依据。乾隆遵从祖训勤俭节约，建造文津阁时，所用砖、木、琉璃瓦等建筑材料大多就地解决。比如：木料是从木兰围场运来的，琉璃瓦是在承德的五窑沟烧制的，假山的黄石精心选自承德附近山上，石碑、碑座等石材采用承德隆化县的鹦鹉岩。

文津阁坐北朝南，门殿、假山、水池、楼阁、花坛、曲池、山石、月亮门等依次排列，形成避暑山庄这个大园中一个独具风情的小园。文津阁外观两层，内里三层。藏书楼的第二层，阳光不能直射；往上第三层，是连通一体的大开间，取“天一生水”之意；楼下一层为六个单间，象征“地六成之”。阁的四周有围墙环绕，阁前是门殿、假山、水池；阁后还有假山；阁东南有配殿，阁正东有碑亭。文津阁建成后，在顶层檐下高悬一方立匾，上书“文津阁”三个大字，是乾隆御笔，此匾已经失落，现在我们看到的泥金雕龙横匾是1954年重建之时由承德地方人士胡子襄所书。

古代藏书通常有“五害：火烧、虫蛀、潮湿、霉变、日曝。文津阁楼体设计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寓意，阁顶主体使用黑色琉璃瓦，取五行之中水为黑色、水能克火之意；实际情形是，文津阁前后也有实实在在的水———阁前月牙池、阁后蓄水池，墙外又环水系。这样也使文津阁内通常不会连续一周达到25℃以上。即便在炎热的夏季，室温也很少超过20℃，因此，绝少有书虫能存活下来。文津阁选址地势较高、几无遮挡，且阁楼内外通风好，有效防止水汽滞留，干湿适宜，不致阁中书籍受潮霉变。文津阁的碧纱窗及向前突出的廊檐，可以滤除部分阳光辐射，减少紫外线对图书纸张的破坏。

乾隆四十七年，《四库全书》纂修完毕，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共36304册，分装6144个书函，陈列摆放在128个书架上，共计79390卷。文津阁全书首页盖有“文津阁宝”字样，末页则有“太上皇帝之宝”和“避暑山庄”印。北四阁中，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建成最早，文津阁本《四库全书》抄成最晚，成书后由乾隆亲校、总纂官纪昀三校，文本质量更胜一筹。而且，文津阁本《四库全书》是七部中唯一一部原架、原函、原书一体存放保管，故其对其它几阁的文献补辑意义非同一般。

文津阁藏的《四库全书》，于民国初年送京师图书馆，今天的国家图书馆保存，图书馆前的大街也因之改名为“文津街”。然而，被“釜底抽薪”的文津阁楼，却没有藏书一样“好命”。民国期间，饱经战乱的文津阁围墙大面积坍塌，月台及趣亭、碑亭被毁，仅存石碑。1954年，文津阁被改成招待所，随后，文津阁又经历了承德市图书馆、热河画院等不同时期。

2002年，文津阁周围水道得到清理，临时建筑被拆除，单位迁出。2010年，中央财政启动6亿元专项资金，支持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文津阁是其中的重点维修建筑。通过对主体保护性修缮，碑亭修复等工程，这座承载200多年历史风云的文津阁以崭新的面貌再次呈现在了世人眼前。

藏书仙界文溯阁

沈阳文溯阁，位于辽宁沈阳故宫之西，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兴建，是七阁中藏书最完整而散失较少的一阁，现属辽宁省图书馆。文溯阁因为它的建筑别具一格，而且是闻名于世的《四库全书》的珍藏之所，又是建在宫廷中的最大的一所图书馆，所以名扬四海。

??“文溯阁”，取“溯涧求本”之意，以示身处盛世仍不忘祖先开基创业之艰难，兢兢业业治理国家。文溯阁是在故宫的西路增建的。故宫西路的宫殿百余间，主要布局却是分为两区，由南至北前部是嘉荫堂、戏台，后面是文溯阁。文溯阁是个二层三楼的建筑，它的色彩与其它宫殿截然不同。一般宫殿殿顶都采用黄琉璃瓦绿剪边及五彩饰件，而文溯阁用的则是黑色琉璃瓦绿剪边。这在沈阳故宫建筑中是独一无二的。所有的门、窗、柱都漆成绿色，外檐彩画也以蓝、绿、白相间的冷色调为主，这与其它宫殿红金为主的外檐彩饰迥然不同。其彩绘画题材也不用宫殿中常见的行龙飞凤，而是以“白马献书”、“翰墨卷册”等与藏书楼功用相谐的图案，给人以古雅清新之感。它之所以采用黑色琉璃瓦为顶，主要是为了使整座建筑外观风格相统一。

??文溯阁是乾隆皇帝“东巡”时的读书之所。纵观整个西路格局，院落层次清晰，套院相接而不乱，花草树木点缀其间，的确是读书作画的理想“仙界”。乾隆皇帝对《四库全书》视如珍宝，每次东巡时都要亲自查阅翻检，体味读书之乐。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9月，73岁高龄的乾隆第四次来到盛京，看这里新建的宫殿和文溯阁中盈架而陈的《四库全书》后不胜感慨，挥毫命笔，写下了一首长诗：“老方四库集全书，竟得功臣莫幸如。京国略钦渊已汇，陪都今次溯其初。”这首诗至今仍高悬于文溯阁中。

清代《四库全书》入藏文溯阁后的百余年间，由于清政府的重视，阁书与建筑一直保存完好。但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内忧外患，文溯阁《四库全书》虽保存基本完好，但也经历了许多磨难：1915年11月，民国政府将文溯阁《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运至北平古物陈列所，导致文溯阁与《四库全书》第一次书阁分离；1925年，奉天省政府在各方努力争取下，使得文溯阁《四库全书》复归奉天，在对文溯阁加以修缮后，复将《四库全书》入藏阁中，结束了十余年来“书阁分离”的历史；1935年，伪国立奉天图书馆认为文溯阁年久失修，渗漏现象严重，于文溯阁前西南处修建了一座钢筋水泥结构的二层"水泥库"，称为"新阁"，1937年6月“新阁”竣工后，文溯阁的《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全部移入新阁，至此，《四库全书》再也没有回到文溯阁；1966年，中苏关系紧张，为确保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安全，《四库全书》西行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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