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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史话》由河北省图书馆和河北广播电视报联合推出。它从我国汉字诞生、文献典籍初现为始，到古代书院、藏书楼，再到近现代图书馆的出现和发展，用文献典籍背后跌拓起伏的精彩故事，为您讲述图书馆发展至今的风雨历程，从不同角度揭示中华文明延绵不断的文化密码。

诞生于烽火硝烟中的红色国家图书馆

在红都瑞金的叶坪重点文物保护区内，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前面的右侧，有一块30余平方米的墙基，这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图书馆遗址。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图书馆的创办，与时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有直接的关系。众所周知，毛泽东酷爱读书。当他相对安定地住在叶坪时，就产生了在这里办个图书馆的想法。这个想法，随着红军收集的书报和苏区自产印刷品的增多，尤其是红军攻下漳州，而变成了现实。

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攻克闽南重镇漳州，缴获了国民党当局的一大批图书、报刊资料。毛泽东非常兴奋，将它们运回瑞金，这批图书便成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图书馆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央图书馆成立后，有效地开展了图书征集、收藏和借阅等工作。中央图书馆藏书以漳州战役缴获的大批图书和报刊资料为基础，采取接受团体或个人赠送和向社会购买等方式来丰富馆藏。为此，中央图书馆相继在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上刊启事，函征各机关团体赠送书籍、刊物，采购“特别优良图书”。这得到各方的响应与支持。仅1932年9月至10月，中央图书馆先后征集到数十种图书和刊物，其中有《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粮秣经理教程》《小学法规诠释》《战术原则之应用》等。

为便于管理，中央图书馆配有专职干部管理图书及借阅工作。为充分发挥馆藏图书的作用,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并且择要刊登在《红色中华》报上,以求得广大读者的理解与支持。1932年9月中央图书馆颁布了《图书阅览规则》和《图书出借规则》，对图书的借阅手续、图书管理办法做了详细的规定。这使得图书管理工作有章可循，逐步走向正规。除此之外，中央图书馆还开展了邮寄借阅业务，这对于在前方浴血奋战的红军指战员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值得一提的是以一个图书馆的名义，在中央政府机关报上不时刊登业务启事，这在和平时期也不多见，何况战争时期。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重视文化建设的。

中央图书馆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具有一定文化基础或研究能力的中央政府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机关、团体、部队、学校的工作人员，这不仅方便了广大军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更是中央图书馆的忠实读者，经常到这里借阅马列著作和文史类书籍。1957年，毛泽东曾谈起过当年的读书生活。他说：“1932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在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瞿秋白到瑞金任教育人民委员后，他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中央图书馆的建设，经常到馆借阅图书和指导工作，并成为这里的常客。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图书馆藏书装箱隐藏在瑞金西部的高陂村，后被国民党发现，掠走33箱。其余藏书一度散落各处。值得庆幸的是，瑞金解放后不久，原来散落民间的部分中央图书馆藏书陆续收回，并集中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收藏，后经清查整理编印了一本《中华苏维埃中央图书馆藏书总册目录》。这批加盖有“中华苏维埃中央图书馆”印章的图书藏书总册为1429册,包括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科学、教育、体育等类图书，内含线装书323册。其中不乏善本、珍本，甚至孤本。另有报纸、杂志303份，此外还有布告、标语、地图、传单、信件等333份。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座诞生于烽火硝烟中的红色国家图书馆，虽然馆舍不大，藏书种类却是相当丰富。在提高党和红军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与文化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延安中山图书馆

延安中山图书馆是延安时期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公共图书馆。它作为陕甘宁边区100多个图书馆中最耀眼的一个，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办馆方向、办馆形式、创业精神、工作作风等方面都反映了革命圣地延安所特有的崭新的面貌和革命风格，是三四十年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一面光辉旗帜。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从保安迁往延安。为满足各机关干部阅读书报的要求，在延安建立了以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的中山图书馆。1939年秋，为适应延安各机关、学校和各界人士学习研究的需要，党中央决定将中山图书馆恢复扩建为公共图书馆，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任馆长，由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领导并负责具体筹备工作。

中山图书馆的新建馆址，一开始选定在中央青委所在地延安大砭沟里一公里多的阳坡上。大砭沟里有许多文化机关。沟口是全国青联和东北救亡总会延安分会，沟里有青年俱乐部、文化俱乐部、八路军军政学院等，所以又叫做青年文化沟。馆址选定后，就开工打窑洞。因经费紧缺和地形的限制，只能打三个大窑洞，接着在窑前盖了三间平房。平房设计了木格窗子，同时请当地木工做了一批书架。经过几个月时间的修建与准备，中山图书馆于1940年7月7日，抗战三周年纪念之日正式开放阅览。开馆之日，延安各界人士前往祝贺和参观，大家都把它当成延安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

由于图书报刊增加很快，读者也越来越多，原来的馆舍不够用了。1941年春，经中央青委批准,决定在大砭沟南侧山坡上另建新址。在这里打了14孔窑洞，除3个窑洞用作办公室外，其它11个窑洞全部用来作书库，每个窑洞放4排书架。新馆址建成后，请毛泽东主席题了“中山图书馆”5个雄健有力的大字，拓下来刻在木板上，涂上黑油漆。馆里在山坡下修了两垛砖柱子作为大门，把毛主席写的“中山图书馆”的大牌子挂上，显得十分庄重大方。

中山图书馆的藏书规模，在当时的延安是最大的。据1940年7月正式开馆时统计，存有图书5000余种，约1万册左右。全国各地出版的报纸杂志不下百种。这些藏书有几个来源：有1938年敌机轰炸前的中山图书馆的馆藏的、有多方搜集运回的、有个人捐赠的、有从新华书店购买的，有延安各界人士通过各种渠道捐赠的。

中山图书馆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始终受到中共中央和许多领导同志的重视与关怀。1939年冬为筹建新馆，毛泽东带头捐款300元。彭德怀也向中山图书馆捐款200元。边区政府、八路军总政治部等党政机关也纷纷捐款。一个月内就收到捐款近千元和一大批图书。全国各地爱国抗日人士以及重庆、桂林、昆明、西安等地的进步书店也纷纷给中山图书馆寄赠书报。馆里还经常收到香港、巴黎和东南亚各国的国际友人和海外侨胞寄来的书报杂志。1940年春，周恩来到中山图书馆借书,图书馆工作人员提出，请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代为购买一些图书。办事处通过各种渠道买了一批书刊杂志，运回了延安。

到1943年，中山图书馆已成为一座藏书达到三万册的公共图书馆，延安的干部、战士、群众都可以到这里来借书、阅报。馆内设置图书室、材料室、参考室、阅报室、杂志室五个部室，建有健全的借阅制度。

中山图书馆很注意配合抗战形势，给在前方作战的我军将士提供精神食粮。1938年夏，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在视察晋察冀根据地后指出，前方最缺乏精神食粮。中山图书馆率先响应，共向前线将士捐赠了各种书报7000多册。

不少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进步人士和国外的记者，到延安后看到中山图书馆陈列的中外图书、报纸，感到十分惊讶，这也使“延安没有书卷气”的诬蔑之词不攻自破。

中山图书馆作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在地延安的规模最大的公共图书馆，密切配合抗战形势的需要，利用图书报刊，为革命战争这一中心任务服务，在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党的路线、提高广大干部战士的理论与文化水平、教育与动员民众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巩固根据地的政权和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中山图书馆也为我党保存了一大批战争年代的珍贵文献，培养了我党领导下的一批优秀的图书馆工作者，并在办馆方针、文献的收集与交流、读者服务、科学管理等许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史上写下了具有特殊意义的光辉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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