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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聚焦于牡丹文化融入菏泽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路径。在阐述牡丹文化思政教育价值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菏泽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融入牡丹文化存在的问题，进而从课程体系构建、教学方法创新、师资队伍建设、实践活动开展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融入路径，旨在通过将牡丹文化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提升菏泽市大中小学思政课的实效性和针对性，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牡丹文化；菏泽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路径

引言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是新时代思政教育的重要课题。菏泽市作为著名的“牡丹之乡”，拥有丰富的牡丹文化资源。将牡丹文化融入菏泽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不仅能充分发挥地方文化的育人功能，丰富思政课的教学内容和形式，还能增强学生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精神。因此，深入研究牡丹文化融入菏泽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牡丹文化的思政教育价值

（一）培养爱国主义情怀

牡丹自唐代起便被赋予“国色天香”的文化意涵，其兴衰与国运紧密相连。菏泽植牡丹可溯至隋唐，盛于明清，历经战乱而延续不绝，成为地方文脉与国家命运交织的生动缩影。在近代民族觉醒进程中，牡丹常作为文艺创作中的象征符号，承载着民众对国家强盛的期盼。将这一文化符号引入思政课程，能够通过具象化的历史叙事引导学生理解文化传承与国家发展的深层关联。例如，结合冀鲁豫边区革命史中群众护花保种的事迹，可揭示传统文化在危难时期凝聚民心、维系民族认同的精神功能，进而深化学生对家国同构理念的认知，激发内生性的爱国情感。

（二）塑造高尚品德

传统花鸟画论中素有“写物言志”之说，牡丹所象征的“不媚不妖、守中守正”品格，契合儒家“君子比德”的伦理范式。历代文人借咏牡丹抒发高洁志趣，如白居易《牡丹芳》以花喻政，讽喻奢靡、倡导清廉。此类文本进入课堂教学，不仅拓展了德育资源的表达维度，亦为价值观教育提供了审美中介。通过解析诗词、书画中的隐喻系统，帮助学生超越表层观赏，体悟其中蕴含的节制、自持与社会责任意识。这种以美育促德育的路径，使抽象道德规范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文化体验，提升价值内化的深度与持久性。

（三）增强文化自信

菏泽现存古牡丹群落达十余处，赵楼村百年魏紫等活态遗产见证了农耕智慧与生态伦理的融合。牡丹栽培技艺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嫁接繁育、时令管理体现着“天人合一”的实践哲学。将此类本土知识体系纳入课程内容，打破传统文化仅存于典籍的认知局限，凸显人民群众在文化创造中的主体地位。学生通过参与文化志编写、口述史采集等研究性学习，建立起对地域文化的理性认知与情感认同，由此生成的文化自信更具现实根基与可持续性。

二、牡丹文化融入菏泽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体系不完善

菏泽作为“中国牡丹之都”，拥有千年栽培历史与深厚文脉，曹州牡丹园现存明清古桩逾百株，品种谱系可追溯至清代《曹州牡丹志》。然而当前大中小学思政课程对这一文化富矿的开掘仍处浅表，尚未形成贯通学段、逻辑递进的教学架构。小学阶段多以踏青、手绘等感官体验为主，偏重仪式感，缺乏对花木人格化寓意的引导；初中虽涉及传统文化内容，但牡丹常被简化为地域符号，未与其“君子比德”“家国同构”的价值传统关联；高中偶引咏牡丹诗文，却少将其置于唐宋士人精神嬗变的历史语境中重构意义；高校更少从意识形态维度剖析牡丹意象在近现代民族审美主体性建构中的作用。各学段间既无内容梯度又缺协同机制，未依皮亚杰认知理论构建由具象感知向抽象思辨过渡的螺旋结构，导致学生难以实现从“赏花”到“悟道”的价值内化，牡丹所蕴含的“守正出新”“和而不同”理念沦为孤立标本，未能嵌入思政教育的意义网络。

（二）教学方法单一

课堂实践普遍沿袭单向灌输模式，教师多援引《中国植物志》或地方旅游手册中的生物学信息，将牡丹界定为观赏植物，讲授集中于花期调控、品种分类、地理分布等经验性知识，对其在礼制、文学、绘画中的象征演化几无触及。即便引入白居易《买花》、刘禹锡《赏牡丹》等文本，也往往止步于字词疏通与情感基调概括，未能借助阐释学方法揭示“唯有牡丹真国色”背后所凝聚的盛唐气象与文化自信，亦未引导学生反思晚明商品经济兴起后牡丹从士人清供滑向消费符号的社会动因。信息技术应用层面，PPT课件多采用景区航拍图或节会盛况视频，视觉素材虽丰富却缺乏结构性组织，未能通过虚拟仿真技术还原古代园林空间中的赏花礼仪，亦未构建基于问题情境的探究路径，如“为何历代帝王多植牡丹于宫苑？”“近代以来牡丹为何成为国家形象视觉表达的重要母题？”此类具有哲学张力的议题缺席，使课堂陷入审美表象的重复展演。学生被动接受既定结论，缺少批判性对话与意义协商的空间，难以触发对民族文化符号深层结构的自觉认知。教学由此滞留于感官刺激层面，无法实现从“见山是山”到“见山非山”的认知跃迁，制约了其在塑造文化主体性方面的潜在效能。

（三）师资队伍不足

当前思政课教师在地域文化素养方面的专业储备明显不足，多数教师缺乏对牡丹文化系统性的学术训练，其知识来源多倚重通俗传播媒介或地方轶闻，致使教学中普遍存在表层化、碎片化的阐释倾向。面对古典诗文中的牡丹意象，如刘禹锡《赏牡丹》中“唯有牡丹真国色”的象征建构，或徐渭画作中以泼墨牡丹反讽权贵的精神投射，教师往往难以从文化史脉络切入进行深度解码。尤其对唐宋之际牡丹意象由盛唐气象向士人精神载体的转型过程缺乏历史语境把握，制约了其在课堂中实现价值引导与文化批判的融合。跨学科视野的局限进一步加剧这一困境，农耕文明中牡丹作为药用与观赏并重植物的演变轨迹、明清以来菏泽“曹州百花园”的园艺传承谱系、近现代美术史中齐白石、于非闇笔下牡丹的民族审美表达，均未能有效纳入教学资源体系。更为深层的问题在于，教师专业发展机制对此类地域文化内容的关注长期缺位，职后培训鲜有设置专项研修模块，校本教研亦未形成稳定的研究共同体，导致个体经验难以转化为集体教学智慧，文化育人目标因此陷入实践悬置状态。

（四）实践活动缺乏

现有实践教学模式尚未突破仪式化窠臼，学生参与多停留于浅层观察与符号消费，未能进入文化生产的实际场域。校外环节中，尽管菏泽拥有国家牡丹园、曹州牡丹非遗工坊等丰富资源，但校地协同机制薄弱，学生极少介入育种栽培、嫁接技艺传承或节令民俗展演等具身性活动，研学行程常简化为集中观览与拍照留念，缺失探究性任务设计与文化反思支架，致使体验流于感官刺激。校内实践则惯用征文、手抄报等传统形式，创新维度匮乏，难以触发学生的主体性投入。更关键的是，缺乏将牡丹文化嵌入社会现实议题的项目式学习架构，例如结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探讨本土植物文化的可持续传承，或依托乡村振兴背景调研牡丹产业与文化认同的互动关系。此类服务学习路径的缺席，使学生难以体察牡丹作为活态文化遗产所承载的社会整合功能与意识形态意义，知行之间的断裂持续存在，文化认同的生成因而缺乏现实支点。

三、牡丹文化融入菏泽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路径

（一）构建一体化课程体系

教育主管部门需联合高校科研机构与地方文化研究单位，立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系统设计牡丹文化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的纵向贯通机制。应依据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与科尔伯格道德教育模型，结合各学段学生心理成熟度与价值建构特征，分层设定教学目标。小学阶段侧重感性启蒙，依托本土民间传说如“葛巾玉版”“花神传说”等叙事资源，融合音乐、美术课程开展跨学科主题教学，借助童谣吟唱、彩泥塑花、绘本创作等形式，建立学生对牡丹形象的审美初识与情感认同。中学阶段则转向理性引导，在《道德与法治》《历史》等课程中嵌入牡丹在唐宋以来文化谱系中的符号演变，解析其从宫廷赏玩到文人寄志、再到民族象征的意义迁移过程，帮助学生理解文化符号背后的社会结构变迁与价值观念更迭。高等教育阶段应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指导下，引导学生运用批判性思维考察牡丹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传播路径与话语重构，探讨其在国家形象塑造、文化软实力建设中的功能定位，推动形成具有理论深度的文化自觉。

（二）创新教学方法

教学实施须突破单向灌输模式，强化互动性与沉浸感。情境教学可借助虚拟现实技术还原清代《菏泽牡丹谱》所载园景，或搭建数字化展馆呈现历代牡丹题材书画作品，使学生在具象感知中体悟“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的美学意境。案例选择应注重现实关照，以菏泽国际牡丹文化旅游节为切入点，剖析其如何通过文旅融合实现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化；亦可引入菏泽牡丹籽油产业化案例，引导学生思考乡村振兴战略下非遗活化与经济赋能的协同机制。小组合作学习宜采用项目式学习（PBL）框架，围绕“牡丹文化走出去”“城市品牌形象构建”等议题设置探究任务，鼓励学生查阅地方志、访谈传承人、采集民间口述史，在资料整合与观点碰撞中提升文化阐释能力与公共表达素养。此类教学实践不仅激活课堂生态，更在潜移默化中培育学生的文化主体意识与社会责任担当。

（三）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作为课程实施的关键中介，其文化素养直接决定教学成效。当前亟需打破学科壁垒，构建“高校—教研机构—中小学”三位一体的协同培养机制。建议依托菏泽学院、齐鲁师范学院等区域性师范院校开设牡丹文化专题研修班，组织《中国牡丹文化史》《鲁西南民俗志》等文献精读，并邀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校示范讲解剪纸、年画中的牡丹纹样技艺。校本教研活动应聚焦真实教学问题，例如“如何解读徐渭《墨牡丹图》中的士人精神困境”，通过集体备课、课例分析等方式促进知识内化。同时，将牡丹文化教学成果纳入教师职称评聘与专业荣誉评定体系，设立专项课题资助计划，支持一线教师开展行动研究。唯有建立起可持续的专业成长通道，方能从根本上扭转文化教学浅表化、碎片化的现状。

（四）开展实践活动

实践育人环节需摆脱程式化窠臼，强调知行合一与社会参与。校内活动应超越传统竞赛形式，尝试构建“牡丹文化周”综合实践平台，整合戏剧表演、文创设计、微纪录片拍摄等内容，让学生在角色扮演与创意表达中深化文化理解。校外实践则要打通学校与社会的边界，与曹州牡丹园、赵楼牡丹种植基地、百花园非遗工坊建立稳定合作关系，设计阶梯式研学路线：小学生以观察记录、植物写生为主，重在建立自然情感联结；中学生参与花期管理、导览解说服务，增强劳动体验与公共服务意识；大学生承担小型调研课题，如“游客文化认知度调查”“牡丹衍生品市场接受度分析”，实现学术训练与社会实践的双向赋能。通过有组织、有反思、有产出的实践链条，真正实现从文化认知到价值认同的跃迁，使牡丹这一地域文化符号成为涵养家国情怀的精神载体。

结论

牡丹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精神内核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目标具有深层契合。将地域文化资源系统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不仅是课程内容的拓展，更是育人路径的重构。通过构建纵向衔接、横向融通的课程体系，推动教学设计从知识传递向价值塑造转变；依托真实情境中的集体备课与课例研究，促进教师对文化符号背后伦理意涵的深度解读；借助“文化周”平台与阶梯式研学实践，实现学生认知结构与情感认同的协同演化。实证表明，此类融合有助于增强文化自觉、厚植家国情怀。未来应进一步完善制度化支持机制，强化行动研究与评价反馈，使牡丹文化真正成为连接个体成长与民族精神培育的桥梁，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发挥持久效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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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莹 菏泽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