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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进入数智时代，我国网民规模持续扩大，网络空间成为践行群众路线的重要场域。数智时代“人民至上”价值理念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形成了从“抽象总体”向“精准个体”转变、从“物理在场”向“网络在场”延伸、以“数字赋能”推动理念精准践行的运行逻辑，并在政务服务、民意沟通、普惠治理等领域实现创新实践。然而，数智技术在赋能治理的同时也带来“技术悖论”，使“人民至上”价值理念面临整体性解构和价值理性挤压的困境。为此，应通过健全算法应用制度和坚持价值理性引领，重塑人民整体性共识、建立“技术+人工”双重审核机制，推动数智时代技术变革真正赋能“人民至上”价值理念的落地践行。

关键词：人民至上；数智时代；网络群众路线；数字治理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正加速迈入“数智时代”。截至目前，我国网民规模已突破11亿，互联网普及率持续提升。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网民作为社会公民在网络空间中的身份体现，成为“人民”在数智时代最大的主体构成，网络空间成为党密切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新阵地、新渠道、新载体。与此同时，数智时代也出现了值得警惕的“技术悖论”，如何在数智化进程中真正实现“人民至上”价值理念，成为亟待破解的治理课题。

一、数智时代技术变革赋能“人民至上”价值理念的运行逻辑

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精神财富和宝贵经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逻辑，是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的当代表达。

（一）从“抽象总体”向“精准个体”转变

传统群众工作多以“群众”为整体性概念开展服务与治理，未能充分体现马克思所强调的“作为具体、历史的人”的现实关照。在数智技术的赋能下，群众的利益诉求、情感表达、社会交往乃至政治参与，已映射至网络空间。个体的行为特征与多元需求得以被精准识别与立体呈现，推动群众路线的关注重心从“抽象总体”转向“精准个体”，从而使治理重心下沉到具体人、具体事，推动群众工作在数智时代实现质的飞跃。

（二）从“物理在场”向“网络在场”延伸

从农耕时代的田间地头、工业时代的车间工厂，到数智时代的网络云端，群众聚集场域随时代变迁而不断转变。线上线下交融已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特征，群众工作的空间也因此从单一物理场域向虚实结合的复合场域延伸。各级党员干部既要“身入”基层，更要“网入”民心，实现治理力量在网络空间的常态化“在场”，使民意表达、政策征询、民主监督突破时空与层级限制，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数智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三）以“数字赋能”推动“人民至上”的精准践行

一是赋能决策科学化，解决“民需何在”的痛点。通过对海量民意数据的挖掘分析，精准捕捉群众的“急难愁盼”，推动政务服务从“粗放管理”向“精准施策”升级。二是赋能服务高效化，解决“办事难”的堵点。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目标，构建“以事为中心”的服务型政府，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部门协同服务。三是赋能互动扁平化，解决“沟通不畅”的盲点。利用数字技术去中心化、扁平化的特征，消除信息不对称与沟通梗阻，通过政务新媒体、网络留言板等平台，快速响应网络诉求、及时化解社会矛盾。

二、数智时代技术变革赋能“人民至上”价值理念的创新实践

在清晰的运行逻辑指引下，数智时代的“人民至上”从价值理念转化为可感知、可获得、可评价的现实成果，在政务服务、民意沟通、普惠治理等领域实现创新。

（一）政务服务创新

在服务供给层面，政府依托“一网通办”打通数据壁垒，构建数据共享体系。在此基础上，借助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动态感知群众需求差异，推动公共服务由“标准化供给”向“精准化适配”转型，同时，以开放平台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拓展服务广度与深度。在服务流程层面，通过统一身份认证、电子证照等实现“一次认证、全网通办”；借助区块链、智能审批等技术推动事项自动受理与跨域协同办理；通过物联网、地理信息系统优化服务资源配置，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满意度。

（二）民意沟通创新

在民意吸纳与沟通层面，数智技术突破传统民意表达的时空与层级限制，构建全天候、立体化的互动体系。通过开设在线留言、意见征询等互动模块，方便群众参与公共讨论；运用舆情分析、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对海量、分散、非结构化的民意信息进行实时抓取、智能分类与情感分析，推动民意收集从“被动接收”转向“主动感知”。在诉求响应与处置层面，数智技术构建了“感知—分拨—处置—反馈—评估”的闭环治理机制，依托统一治理平台实现诉求自动受理、智能分派与全程督办，形成“响应—处置—反馈—改进”的良性循环。

（三）普惠治理创新

其一，以数字基础设施与适老化、无障碍服务的协同推进筑牢普惠根基。国家大力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均衡覆盖，重点向农村、偏远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倾斜。针对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推出“长辈模式”“关怀模式”，剔除复杂流程与诱导广告，降低使用门槛。其二，以“数字包容”与“传统兜底”相结合的制度设计保障弱势群体权益。坚持线上服务与线下渠道“两条腿走路”，在医疗、金融、社保等高频民生场景中保留人工窗口、绿色通道及专人服务，为弱势群体兜底。其三，以参与式、包容性的治理机制促进发展成果的全民共享。通过数字技能培训、资源下沉共享、政策精准倾斜，让数字红利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彰显技术向善的价值追求。

三、数智时代技术变革赋能“人民至上”价值理念的现实困境

在数智化深度嵌入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技术悖论”日益凸显，使“人民至上”价值理念在现实践行中面临多重困境。

（一）算法异化对“人民”整体性的解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善于汇集民智、凝聚民心，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然而，在网络群众路线的实践推进中，这项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的工作，却因个性化推荐算法的不当运用，滋生出信息茧房、圈层固化等问题。在个性化推荐和大数据的驱动下，算法依据个人兴趣爱好推荐相关内容，不断固化个人既有认知、强化社交圈层区隔，促使同质化群体的思维愈发极端。长此以往，社会成员之间的信息差异不断扩大，讨论公共议题的空间被挤压，影响政府治理效能，使数字治理偏离“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取向。

（二）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挤压

价值理性以信念为导向，注重人的尊严、公平与包容；而算法则追求效率至上，难以适配社会的复杂多元，从而滋生隐形歧视。算法歧视并非技术原罪，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社会根源在于逐利的资本主义市场逻辑。在社保、福利分配等场景中，过度依赖算法决策，可能导致对边缘群体需求的忽视，使社会公平正义让位于绝对的功利。“数字官僚”“数字执法”在单纯强调数字技术的同时，容易抹杀社会主体和社会事务的丰富性、多样性与复杂性，不能准确把握治理对象的本质特征。技术赋能治理一旦逆向而行，就会偏离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忽视实际应用与问题解决，使技术赋能异化为“数字形象工程”，背离数智治理增进社会福祉的价值起点。

四、数智时代技术变革赋能“人民至上”价值理念的优化路径

面对上述困境，应从制度规范与价值引领两个维度协同发力，推动技术变革真正赋能“人民至上”价值理念的落地践行。

（一）健全算法应用制度，重塑“人民”整体性共识

一方面，以算法应用制度规范为核心，明确算法应用的公共价值准则。在算法治理实践中，需对各类网络应用做出明确要求，其信息推送环节不得单纯以流量为导向，必须按比例推送公共事务、民生政策、多元观点等内容，引导群众跳出“奶头乐”的信息桎梏。同时，搭建算法投诉举报平台，鼓励民众对不合理的信息推送进行监督，形成“技术监测+群众监督”的多元监管格局。另一方面，针对不同群体的数字信息获取需求，完善普惠化的算法适配机制。聚焦老年人、乡村群众、残障群体等弱势群体的数字使用习惯，优化信息推送逻辑，同时持续推进数字技能普及培训，提升各类群体的信息识别能力与跨圈层信息获取能力，打破圈层区隔带来的共识割裂。此外，要将维护人民整体性利益、凝聚社会共识作为算法开发与应用的前提要求，从设计源头规避算法解构人民整体性的风险，在保障不同个体精准需求的同时，维系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联结。

（二）坚持价值理性引领，回归“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面对工具理性挤压价值理性的问题，需牢牢守住“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建设数字平台，核心是把群众需求摆在首位。社保分配、福利保障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坚决不能搞算法“一刀切”，必须建立“技术+人工”双重审核机制，算法仅作为辅助参考。各地政府依托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打通跨部门、跨层级的“数据烟囱”与“信息孤岛”，构建覆盖全面、层级分明的数据共享交换体系，为实现服务集成化奠定数据基础。在数字平台的考核中，要坚决摒弃只看数量、数据流量的片面考核模式，将群众满意度、问题解决率和民生改善实效作为评价数字化治理成效的核心标尺，对重形式、轻实效的“形象工程”严肃追责问责，推动数字化治理从“重建设”向“重实效”转变。同时，要进一步畅通群众反馈渠道，线上开设满意度测评，线下多组织座谈会、开展上门走访，让群众直接为数字化治理成效打分，真正实现“以人民满意为最高标准”。

结语

数智时代为“人民至上”价值理念的践行提供了技术赋能，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与风险。只有深刻把握数智技术赋能“人民至上”的运行逻辑，积极推进政务服务、民意沟通、普惠治理等领域的创新实践，同时正视算法异化与价值理性挤压的现实困境，通过健全制度规范与坚守价值引领协同破解，才能使技术真正成为增进人民福祉的利器，在现代化进程中持续彰显“人民至上”的价值底色，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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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乃月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