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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工话语范式转型中的政工身份重构研究:基于组织传播学视角

发布时间:2026-06-21 16:38:59

摘要:政工话语是组织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载体,政工话语范式转型直接导致政工主体身份发生结构性变化。本文从组织传播学理论视角出发,对传统政工话语范式在传播主体、内容及向度等方面的内在局限进行系统审视,分析话语转型背景下政工身份认同模糊、角色冲突、能力赤字等现实困境。在此基础上,从话语生产者的专业性重构、话语中介者的枢纽性重塑、话语阐释者的意义再生产这三个方面提出政工身份的重构路径,为政工队伍专业化建设提供理论参照。

关键词:政工话语;范式转型;政工身份

一、传统政工话语范式的传播学审视与身份困境

(一)传统政工话语范式的组织传播特征与限度

传统政工话语范式单向度传递、仪式性宣示的特征,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里起着稳定组织秩序、统一思想的作用。但随着时代发展,其弊端日益凸显。单向传播使组织成员被动接受,缺少主动思考和参与,不能真正认同话语内涵。仪式性宣示虽然营造了严肃的氛围,但是容易流于形式。在多元文化冲击之下,这样的范式已经不能满足成员个性化的需求了。由于缺少反馈,组织不能及时调整话语内容和方式,造成传播效果大打折扣。由此造成政工话语的权威性、影响力逐渐降低,不能很好地凝聚组织力量,不能实现组织目标。

(二)话语范式转型压力下政工身份认同的多重困境

身份定位不清造成政工人员工作没有明确的方向。转型过渡期,处于方向不明的探索期,不知道应该以何种姿态去工作。角色期待冲突使政工人员陷入两难境地,上级要求与基层需求难以平衡,面临上下诉求难以平衡的两难境地,稍有不慎会引发矛盾。能力适配断裂成了政工人员发展的重大障碍。面对新型话语范式所要求的能力,心有余而力不足。学习新技能的困难一方面使其产生焦虑排斥心理,另一方面又使在组织中地位越来越边缘化,不能发挥应有的思想引导作用,阻碍了政工工作的创新发展。

二、组织传播学视域下政工身份重构的理论路径

(一)从话语传递者到话语生产者的专业性重构

政工身份重构的第一条途径是由被动话语传递者向主动话语生产者转变。组织传播学中的意义共建理论认为,传播者只有参与到话语内容的创生过程中,才能真正理解话语的深层意涵,赋予其情境化的解释力。这意味着政工人员不能满足于对上级文件的口径转述,而应该立足本单位、本部门的业务实际和人员特征,对宏观政策话语进行在地化的二次编码。举例来说,在传达某项深化改革政策的时候,政工人员要先消化政策出台的背景和逻辑指向,再把政策同本单位的历史沿革、当前困境和未来发展联系起来,转化为组织成员可以感知、共鸣的本地语言,而不是照本宣科地通读文件全文。

专业性重构的主要支撑是政工人员知识结构的更新换代。从话语内容上来说,政工人员要系统地补充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管理学等相邻学科的基础理论,使思想引导工作摆脱单纯的政治灌输的粗放形态,进化为建立在人性洞察和沟通规律之上的专业实践。在话语形式上,政工人员要掌握新媒体语境下的叙事语法和视觉修辞,理解碎片化阅读、互动式传播、情感性认同等数字时代传播规律。

(二)从单向宣讲者到双向沟通枢纽的中介性重塑

政工身份重构的第二重维度是从单向宣讲者向双向沟通枢纽的功能转变。组织传播学的系统论视角认为健康的信息生态系统要具备下行传播、上行传播和横向传播这三种途径。政工人员占据组织管理层和基层成员之间的结构洞节点,天然具备了承担传播枢纽职能的区位优势。但是传统话语范式下,政工人员自抑上行传播功能,只激活下行传播通道,造成结构洞的桥梁价值被严重窄化。

双向沟通枢纽角色的确定,需要政工人员首先成为主动的倾听者。政工人员要创建常态化的基层走访、谈心谈话机制,在日常化、非正式的互动场域里敏锐察觉组织成员的利益诉求、思想波动、情绪暗流,把弥散的碎片化信息提炼成可供管理层决策的舆情研判报告。自下而上的信息供给能力使政工人员进入组织决策的信息回路,其价值贡献也不再只是维稳、宣讲等可见的层面。与此同时,政工人员还要起矛盾缓冲器的作用。当管理层推行的某项政策在基层遭遇抵触情绪的时候,政工人员不应该简单地用服从命令来压制,而应该在充分理解抵触成因的基础上,既向基层解释政策背后的约束条件和长远考虑,又向管理层如实传递执行层面的实际困难和改进建议。

(三)从经验型操作者到意义建构阐释者的范式跃升

政工身份重构的深层指向是从经验型操作者向意义建构阐释者的范式跃升。传统政工实践很大程度上依靠代际相传的工作经验,资深政工人员依靠对人情世故的熟悉把握和对政策口径的精准拿捏来开展工作,其权威基础是阅历而不是学理。但是价值多元、信息过载的组织环境之下,经验的有效期正在急剧缩短,缺少理论自觉的经验操作很容易被受众解码为空洞的说教或者刻板的套路。

意义建构阐释者身份的确立需要政工人员有将组织实践理论化的反思能力。这意味着政工人员不能只描述做了什么,还要解释为什么这样做,这样做对于组织和个体的意义何在。举例来说,在组织一场劳动竞赛表彰活动的时候,意义建构者不会把话语焦点放在获奖名单的宣读和奖品的颁发上,而是挖掘出获奖者克服困难的典型细节,把竞赛成果同组织战略目标的内在逻辑联系起来,阐释奋斗精神同个体职业发展的正反馈关系,把一场常规的仪式性活动变成一次组织核心价值观的具象化传播。

三、结束语

政工话语范式的现代转型与政工身份的重构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两面。话语是身份的外在表现,话语的改变必然导致身份的调整,而身份是话语的创造者,身份的改变又反过来规定着话语的发展。从话语传递者到意义生产者,从单向宣讲者到沟通枢纽,从经验操作者到意义阐释者,政工身份重构的三个维度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问题,即政工工作必须从权力依附走向专业自主。只有政工人员建立起基于沟通专业素养而不是行政职级的权威基础,政工话语才能真正穿透组织层级和认知壁垒,在多元价值交汇的现代组织中重新获得凝聚共识、引领方向的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1]符隆文,龚霓,李尚勤. 职业身份认同重构中的多元身份工作:以安宁缓和医务人员为例[J]. 浙江学刊,2024(04):147-156.

[2]梁晨. 多重身份互构:养老护理员的职业认同与身份建构[J]. 妇女研究论丛,2024(01):87-98.

卢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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