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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一统”与“和而不同”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双重文化根基。本文通过梳理两大思想的历史演进，剖析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中的政治整合、文化认同与社会调适功能，结合新时代语境探讨其现代转化路径，提出以文化认同强化国家认同、以制度创新促进民族团结、以文明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实践方案，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一统；和而不同；中华民族共同体；

一、引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其蕴含的“大一统”与“和而不同”思想，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明特质。

纵观中国历史，“大一统”思想以“天下归一”为核心，它强调政治秩序、文化认同和价值体系的统一性，并为我们提供了“分久必合”的历史逻辑依据以及“合则强”的现实基础。而“和而不同”的思想则以“和实生物”为内核，它主张可以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追求和谐共生，这为长期以来我们处理民族关系、文化融合提供了充足的实践智慧和基础。本文将通过历史考察与现实观照相结合的方法，系统阐释两大思想的文化根基作用，探索其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路径。

二、“大一统”思想的历史演进与文化内涵

“大一统”思想在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演进，并非一蹴而就，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朦胧的政治理想到系统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漫长发展过程。追溯其源头的话，可以在《诗经》“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表述中，窥见早期“天下”观所蕴含的统治理念。这种理念在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的现实中，被诸子赋予了更深刻的内涵。比如孔子就提出“修文德以来之”，他侧重于以文化认同实现向心聚合，而孟子的“定于一”观点，则从政治伦理的高度强调了统一的必然性，再如荀子“四海之内若一家”的构想，更是将“一统”的范畴从地理延伸至伦理理念。可以说，以上这些不同的思想取向，共同构成了“大一统”的思想源头。

这里一个典型的例证，是《春秋公羊传》对“大一统”概念的明确化。它对“王正月”的著名诠释——“大一统也”，将“一统”与“尊王”的正朔问题直接关联，这样就将“大一统”从一个描述性概念转变为一个具有明显规范性的政治原则，在当时，他的这一解释路径具有很强的创造性，也为“大一统”提供了具体的符号象征。到了汉代，董仲舒的贡献或许在于他有着很强的理论整合能力，他成功地将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学说与“大一统”政治理念相嫁接，工程成了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体系。比如他在《天人三策》中论证的“天子受命于天”，实质上为“大一统”的中央王权提供了一个超越性的、神圣的合法性基石。由此，也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统一政策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更是“大一统”意识形态在精神领域确立支配地位的关键步骤，这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可以说具有典型意义。

秦朝的实践在制度层面为“大一统”理论提供了奠基性意义。简化来看，主要是“书同文、车同轨”等一系列标准化措施，但若深入分析，这些政策实际上涉及信息沟通、交通运输、经济交换等多个层面的系统整合。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字统一不仅可以解决“言语异声”的即时问题，更为深远的是它塑造了超越方言差异的文化认同基础，这位后世共同体观念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汉代在秦制基础上作出一定的调整，发展出一套更为精细的中央集权技术，如通过“推恩令”渐进式的削弱诸侯的力量，巧妙化解内部政治威胁，加强了中央集权，也说明了这一时期中央集权技术的精细化发展。《汉书》中所描绘的“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图景，正是对这套日趋成熟的“大一统”治理体系在文化理想上的投射。这种政治理想到实际运行中的各种制度安排，中间存在的张力与调适过程，或许更值得我们研究与关注。因为它塑造了中国历史的叙事基调，即便在分裂时期，“统一”也始终被视为毋庸置疑的终极归宿和正统性的唯一来源。

综上所述，“大一统”观念塑造了中国历史的一种独特叙事模式，即分裂被视为非常态，而统一则被赋予某种历史必然性。这种观念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即便在分裂时期，各个政权也往往以“正统”自居，以统一为最终目标。这些都为中华民族注入了清晰的“共同体”基因，为今天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历史印记。

三、“和而不同”思想的历史演进与文化内涵

与“大一统”相伴相生的，是“和而不同”的深邃智慧。这一思想在历史实践中，展现为极具弹性的治理方略与文化策略，其核心在于它并非追求整齐划一的直接统治，而是在承认各民族社会自身差异性的前提下，通过册封、朝贡等象征性纽带，将其纳入“天下”秩序。

“和而不同”思想源自中国古典哲学中的辩证智慧。它的独特价值，在于其承认差异的正当性，并积极探索差异共存的智慧。比如《周易·系辞下》提出“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尚书·尧典》记载帝尧“协和万邦”，这些都体现出在差异中求和谐、在多元中求统一的古老智慧。

随着社会历史不断发展，“和而不同”思想在先秦诸子处得到了系统性的发展与升华。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即将能否在差异中求得和谐看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并将“和”提升为“礼之用”的最高原则。孟子进一步指出“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也意味着承认并尊重事物差异的客观性，并且主张“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强调在动态中把握平衡。庄子则在《齐物论》中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从他的这一观点可以看出，他将“和”的范畴从人伦社会扩展至整个宇宙，也就形成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生态哲学境界。由此可见，儒道两家虽理路不同，却在“和而不同”这一核心观念上殊途同归，共同推动了该理论发展。

自古以来，“和而不同”思想在实践层面的演进，也体现了整个中华民族高超的政治智慧与文化策略。比如在民族政策方面，这种“和而不同”的智慧在实践中如何体现呢？唐代的“羁縻府州”制度就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窗口，它是在不改变当地社会习俗的前提下，授予部落首领世袭官职的权利，并要求他们向中央朝贡以示归属与忠诚。这种“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治理方略，成功地将“和而不同”思想由理论转化为现实，而且在当时有效的实现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目的。同时可以看到，这一制度安排的核心，在于当时的统治者并不追求整齐划一的治理模式，而是在承认文化差异的前提下建立政治隶属关系，这种模式的成功，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对地方原有习俗及政治模式的尊重，从而维系了当时当地的稳定与发展。长远来看有效维系了整个民族的稳定与发展。而这种制度的安排，在今天看来依然有其高明之处。

与之类似的还有文化融合方面，“和而不同”思想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从最初依附于道家术语的“格义”比附，至隋唐时期与儒、道思想深度融合，形成了禅宗等极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这一过程既是外来文化适应本土环境的表现，也是本土文化吸收转化外来思想的优秀范例，凸显了“和而不同”思想在推动文化融合与发展方面的重要意义。无独有偶，各少数民族文化，如蒙古族的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维吾尔族的木卡姆艺术等，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宝库，共同构成了多元一体、异彩纷呈的中华文明格局。以上这些都表明，中华文化之所以能保持长久活力，离不开其包容差异、善于融合的特质。

除此之外，“和而不同”的思想还为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深厚的哲学基础。比如费孝通先生就曾概括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观点，他的这一观点，可以说是“和而不同”思想在现代学术话语中的创造性转化：既在保持各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大家又可以形成强烈的共同体认同。

四、“大一统”与“和而不同”思想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中的作用

“大一统”与“和而不同”思想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多维度的重要作用。在政治上，它推动了从“多元分散”到“一体凝聚”的整合；在文化上，则促成了从“差异显著”到“共识渐成”的认同，在社会调适上，它推崇从“冲突对抗”到“和谐共生”，在经济上，推崇“自给自足”到“互通有无”。总之，“大一统”与“和而不同”思想共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根基、产生了深远影响。

“大一统”思想首先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注入了强大的政治凝聚力与向心力。在文化层面，其推行的“书同文”等政策，则有力地强化了超越地域的文化认同。 特别是当民族矛盾激化时，“大一统”思想强调的“国家至上”总是能够在面临民族危亡时挽救整个中华民族，推出了一批批伟大的爱国者。这一思想也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环境。比如秦代以来修建的各大水系，保证了物资流动的畅通；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连接欧亚大陆，唐代设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这些基础设施与制度安排，都促进了各民族经济交流，为后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强大的经济基础。

“和而不同”思想则为处理中央与地方、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提供智慧。如清代在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时，对主动归附的土司给予优待，对反抗者则军事征讨，这种“刚柔相济”的治理方式，避免了“一刀切”的刚性统治，使各民族在统一国家中实现“各得其所”。同时“和而不同”思想则通过“文化共享”构建价值共识。使得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核心价值观，被各民族共同接受。同时，各民族文化也共同丰富着中华文化内涵：彝族的十月太阳历、傣族的泼水节、白族的三月节等，都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和而不同”的文化互动，使中华民族形成“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五、“大一统”与“和而不同”思想的现代转化路径

（一）以文化认同强化国家认同：从“历史记忆”到“现实自觉”

那么，如何将深厚的“历史记忆”转化为鲜活的“现实自觉”呢？ 可以考虑将“大一统”与“和而不同”的思想精髓，更加系统性地融入国民教育的各个阶段。包含教材内容的设定、教学实践活动的开展等。  

还可以借助网络新媒体，创新传播方式，让文物活起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故事。制作相关题材纪录片，以“微叙事”呈现“大一统”与“和而不同”的历史实践，增强国民的文化认同感。

（二）以制度创新促进民族团结：从“政策保障”到“法治护航”

其一，制度建设上，需要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坚持国家统一的前提下，保障少数民族自治权利。

其二，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注意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带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真正实施推动“兴边富民”行动，缩小各民族地区发展差距。

其三，加强法治保障，依法严厉打击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继续完善相关法律；坚决反制和打击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行为等。

（三）以文明互鉴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从“中国智慧”到“世界贡献”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以“和而不同”思想引导国际合作。 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的发展，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搭建中外文化交流平台。 积极应对文明冲突，以“大一统”思想感染世界，通过“文明交流互鉴”实践，展示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包容品格。

六、总结

在新时代，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大思想的时代价值，通过文化认同强化国家认同、以制度创新促进民族团结、以文明互鉴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参考文献：

[1] 何休，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 张岂之。中国思想学说史・先秦卷 [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 董仲舒。春秋繁露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注：《三代改制质文》是书中篇目，参考文献层级不写篇目名；篇目可放在正文脚注，参考文献只写整部著作。

[4]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5]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十四五”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规划 [R]. 2021.

张瑜

巢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