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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不出口的“爸爸”

在这个世界上，最难懂的人就是父亲。他教育你勤俭节约，却偷偷给你零花钱。他责怪你做错了事，却不忍心你被责怪。他从不夸奖你，却早已为你骄傲自豪。父亲是平淡岁月里的超级英雄，最耀眼的星。

在家中，我排行老三，老大是姐，还有一哥一弟。小时候，由于贫穷饥饿，我营养不良，身体瘦小，快到5岁时才会说话。父母忙于生计，对我无暇顾及，让我从小内心孤僻、脆弱、谨慎，但又有一种骨子里遗传而来的倔强。

坦率地说，我和父亲的关系不怎么热切，甚至有些疏远。直到我当兵离开家的时候，我们的父子关系依然是不冷不热、不亲不疏的，远不及哥弟和父亲那么和谐亲密。造成这样的状况不只是我在家中的尴尬“排位”，或许是我极少喊“爸爸”才是真正的“情感障碍”。我清楚地记得当初刚会说话时，我是叫爸爸的，虽然不像姐、哥和弟他们那样爱叫、频繁地喊，喜欢缠粘着父亲玩耍交流。隐约记得是在一次吃饭中，快言快语的姐姐好奇地问起来：“我怎么发现，老二（我在家里男孩中排行第二）好像不叫爸爸！”大姐突然来这么一下子，搞得我内心突突地，慌得不知所措，哑口无言，一脸懵逼。真想不起当时是如何收场的，只记得爸爸严厉地正告家人：“瞎说什么？谁说老二不叫爸爸，都赶紧吃饭，吃完饭该干啥干啥去！”饭桌上的质疑事件最终还是给我带来了影响。“不叫爸爸”传出了家门，传到了街上，传进了左邻右舍的耳中。在人们异样的眼神中，我内向的性格愈加沉闷起来，“爸爸”两个字音就像困在内心和精神上的绳索怎么也挣脱不开，叫不出口。越不叫，越不想叫。

父亲经常把弟弟架在肩膀上满院子转悠着玩，也经常带着哥哥到周边乡镇上赶集去，说实话，在我的脑海中，很难找到我和父亲肌肤相亲嬉笑打闹的影子。也许“不叫爸爸”让父亲有些介怀，也许我的性格行事真像母亲所说的很不让人待见。但是，父母对待每个孩子的的爱都是一样深沉而无私的。这一点儿，我丝毫不怀疑。

我们姐弟四人中，我是学习最认真刻苦的，成绩也是最好的一个。所以，父亲对我的学习比哥哥弟弟更加关心和重视。为了给我筹集上学的学费，父亲不惜拉下脸面去向亲戚朋友借个遍。让我记忆深刻的是，高二暑假的一天，天刚蒙蒙亮，我和父亲带着干粮和水，口袋里揣着北京二姨写给家里的信，按照信封上的地址出发去借钱。步行，坐长途中巴车，再步行，转乘公交车，再步行。从早晨不到七点出门，直到中午一点多，经过5个多小时、80多公里的奔波和一路打听，我和父亲终于找到了二姨家。尽管我和父亲真诚地说了一大堆话，但结果一分钱都没能借上。现在，依稀记得炎炎夏日的晌午里，我和父亲步伐有力，一边擦汗，一边啃饼，在丰台城乡区域步行找公交的场景。这是我和父亲唯一一次出门的记忆，这个片段，将终生镌刻在我的脑海中。

我们家有一个“传家宝”——一副老式塑料铁丝腿眼镜，一直锁在一个檀香木制的衣柜里，长年累月用手帕裹放着。听母亲说，这副眼镜的镜片材料是天然水晶石的，拿到太阳底下照射，镜片后聚焦形成的光热可以把一张薄纸燃着。如果眼干、眼痛、眼胀等不舒服，戴上这副眼镜一两个小时症状会明显好转。为此，父母管它叫“养目镜”。

这副“养目镜”在父亲的眼中特别珍贵。小时候，村里“吃公粮”的杨校长经常和爸爸喝酒，一次，父亲喝多了，得意忘形地吹嘘起“养目镜”，之后，杨校长多次找父亲商谈起这副眼镜，甚至愿出300元（当时一年左右的工资）来买“养目镜”，都被父亲断然谢绝了。

1990年底，我穿上了军装。临行的前几日，瘫痪在床的父亲匆忙地吩咐家人找来村里“有头有脸”的几位长辈，说是趁我当兵没走先把家分了，也算了却他的一桩心事。当时，我们家没债务也没存款，只有两处宅院。我们哥仨要分两处院子确实很费脑筋。我觉得自己一直在上学花钱，从小学读到高中，没帮家里做什么事，哥和弟不一样，早早务农干活挣钱，况且去部队就是为了今后找条出路。想到这儿，我主动提出不要宅院，将来回家有个住处就行。父亲听罢，欣慰地说：“咱家没什么财产，既然老二不要房子，那就把‘养目镜’给他。他上学多，将来用眼的地方肯定多，眼镜留给他最有用处。”这副“养目镜”，不仅是父亲留给我的念想，也是对我无声的激励。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别就是父子永别。如今，我每每想起父亲，努力忆起和他的往事，脑海中浮现他的音容笑貌，还有自己时时想叫又叫不出口的“爸爸”。假如父亲还在，我会把他接到自己的身边悉心照顾，端给他一杯好酒，真诚而亲切地喊声：“爸爸，干杯！”张云华

夏日的西瓜

周末，母亲在电话那头催我回去拿西瓜，说夏天的瓜，她管够。

一提到瓜，口腔仿佛瞬间涌起一股甜汁，从齿间挤入，顺着唇舌，滑进咽喉——那是凭记忆触发的条件反射，因为家乡的西瓜远近闻名。于是，我们马上驱车，回老家，去攫取那份甜蜜。

阳光倾洒如金，故乡在日子的流泻中醒目地蜕变。数条宽阔的柏油路纵横乡间，两旁全是树。白杨、女贞、紫荆、水杉，高高低低地交织着，好像跳动的琴键。此时，风不起，亦有悦音。那是大地和树木的呢喃，是怀乡之人颤动的心跳，是归乡的喜悦。近了，到了！母亲冲我们招手示意停车，而后忙不迭将我们带到仓库。一张长木桌横着，其上是塑料绳、杆秤，成捆扎好的编织袋；其下有四个竹筐，筐里全是翠皮黑花纹的大西瓜。儿子两眼放光，直接扑上去。母亲选了个模样周正的瓜，用井水洗净后，一刀切下去。只听“咔”的一声脆响，西瓜便露出了漂亮的“内涵”——粉红的瓤，几粒黑白的籽嵌在其中。

“这是8428，甜度高，籽少，爽口！”母亲边赞，边麻利下刀，桌上很快摆了一堆齐整的瓜块。儿子抓起一块就啃，红色的瓜汁肆意地在他嘴巴周围流淌。他圆头圆脑的这副模样，像极了童年时的小弟。母亲和我不约而同地笑了。不一会儿，儿子打了个响嗝儿，拎着瓜皮跑到院中逗黄狗。母亲自从掉了几颗牙后，吃东西需细嚼慢咽。我拿勺子给她，她却摆手，说自己不爱吃，这些瓜全让我们带走。母亲真不爱吃西瓜吗？思绪回溯到母亲年轻时，她喜欢在各个边角地种西瓜。那时，没有空调，大家都习惯在晚饭后乘凉，手摇蒲扇，嘴里啃着西瓜，大声谈天说地。母亲在洗完一家人的衣服和碗碟后，也会加入聊天的队伍，将西瓜的红瓤啃到露出白边才丢开。

过去的西瓜都是露天瓜，天气最热时吃，是解暑良品。后来的西瓜多是大棚种植，品种更迭不断，且上市早。我们年少时，母亲白天经常帮那些承包瓜棚的大户无偿运瓜，晚上用三轮车带回一大堆别人挑剩的瓜。那些瓜，皮厚、不圆，切开来，里面或有空瓤，或有硬结，好在口感还不错。我们成家后，母亲开始学种大棚西瓜，说要让我们每年都能早早吃上瓜。那大棚在4月份宛若蒸笼，人弯腰在里面整藤、授粉，头背腿脚伸展不开，呼吸也不够畅快。好不容易从大棚里出来，身上里里外外全湿透了。瓜成熟时，每摘出一个，母亲都小心抱着，如呵护婴儿。

母亲种的瓜格外清甜。我们安享着这份“福利”，回一次家，装一车瓜。今年照样如此。母亲亲手挑的瓜，沉实圆润，运瓜时需蹲下、捧起，再放入车内摆好。此时，阳光刺眼，周围尽是热气，汗水淌过脖子，沿着手臂、手指，滴到地上。最好吃的西瓜必得经汗水洗礼。母亲的这份甜蜜，更倾注了她对我们无私的沉甸甸的爱。邹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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